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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新冠病毒传染性比SARS强,防治疫情还要靠疫苗

时间:2020-04-07 12:19来源:未知 作者:新西兰特产网 点击: N
中新网报道 清明节三天假期,84岁的钟南山一 直在位于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的办公室工作。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生于南京,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新网报道   清明节三天假期,84岁的钟南山一
直在位于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的办公室工作。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生于南京,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7年前,非典
期间,67岁的钟南山牢牢坚守于此;17年后,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84岁的他,仍然像一名钢
铁战士站在斗争最前线。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4月4日,接受记者专访时,钟南山以一句直击人心的话,
道出了医者仁心,更道出了一位84岁老人对生命的体悟。
奔赴:“去武汉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

问:您1月18日急赴武汉,到武汉后了解到哪些情况,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钟南山:1月18日下午,我在参加会议讨论广东省抗击疫情部署时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当天
晚上必须赶到武汉,参加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而且安排我做组长,第二天要进行讨论。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去武汉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
 

我是带着一系列疑问去武汉的,因为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
整个经济。我在车上一直在想,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天早上开会以前,很多在武汉临床一线工作的我的学生,还有此前从北京派去的专家都
跟我讲了一些情况。结合调研了解的情况,我就有了一个很肯定的结论。

1月20日上午,我代表专家组汇报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它肯定存在两个现象,
一是人传人,二是医务人员受感染,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说明这个疾病会迅速蔓延。

面对一个新的传染性疾病,首先要考虑怎么防。对所有的公共卫生事件,首先要把它堵在上游,
一定要防止它大量向外扩散。当时我心里头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上游能够解决好病人的情
况,这是我们第一波尽量减少传播的一个关键。

战斗:“避免更多的感染,减少死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问:如何总结两个多月在防控一线的日子?

钟南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疫情防控策略是很正确的。早期实施上游堵截,把武汉传
染源截断,在全国开展群防群治,后来上升为联防联控。什么叫联防联控?我自己的理解就
是“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在中国是成功的。在重视医疗的同时,
也注意总结规律,比如它有哪些临床特点,哪些药可能有效,这些对全世界都有很好的指导
作用。

经过艰苦努力,现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这非常不容易。但是,境外疫情呈
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到4月3日,已经有700多例境外输入病例,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所以,我们要及时调整完善疫情防控策略,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上来,入境人员必须都要做检测,只要是阳性就要隔离。

问:在这期间,您个人感受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钟南山:在我从医以来,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在于病人最后是救活了还是去世了。把病人救活
了、康复了,什么都好说;如果病人没有救过来,那我的压力是最大的。现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也是如此,避免更多的感染,减少死亡,对于医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

问:疫情期间您多次与救治团队连线会诊,这种特殊方式发挥了什么作用?

钟南山:远程视频会诊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视频连线,我的团队以及重症医
学科、放射科医务人员,定期连线广东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以及湖北武汉等疫情震中医
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会诊研讨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在非常时期和特殊条件下,这种方
式发挥了独特作用。

进展:“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问:在这场科学与病毒的赛跑中,您的团队在新冠肺炎科学救治和药物验证方面取得了哪些进
展?

钟南山:我们开展了氯喹和连花清瘟胶囊临床试验,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
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连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

新冠肺炎与SARS相比,除了肺纤维化等共同特点外,突出的特点是小气道里黏液非常多,阻
碍了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我们前期观察了一些患者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的情况,
初步发现氢氧混合气能够明显改善气促,可能更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

问:除了救治手段,公众还普遍关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为什么疫苗这次如此受关注?
钟南山:研制疫苗是很必要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强很多,传染系数可以达到3.5,
也就是说,1个传3个半,而SARS顶多是1个传2个,所以现在有些国家每天增加上万名确诊
病例。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我们知道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天花,一个是脊髓灰质炎。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传染性都很强,
死亡率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而且后遗症很多。我记得小时候,周围有很多人脸上有麻子,
这是得天花留下的后遗症。现在根本看不见了,靠的就是疫苗。我认为,研制新冠肺炎疫
苗非常迫切,必须要抓紧推进。

科研:“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

问:您是医生,也是带队攻关的院士,你们团队在这次新冠肺炎的科研方面开展了哪些研究?

钟南山:临床救治必须时刻摆在抗击疫情的极为重要的位置,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
航。比如,疫情暴发后,我们很快总结了1099例的临床特征,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这是首次汇总到全国范围内过千例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次疫情中全世界引用最多
的论文。通过研究发现,有一半病例在入院时是不发烧的,所以把发烧作为唯一症状不合适;
另外有些病人的实验室指标特别高,很快会转为重症。这些基础科研在全球救治中发挥了很
好的指导作用,这也是目前与国外同行连线时大家普遍关注的。

问:在与外国专家连线时,我们分享了哪些基础科研成果?

钟南山:在与国外同行视频连线时,我们主要从“四早”、联防联控等理念出发,分享了危
重症病例管理的要点、新实验室检测技术、新的治疗手段等。我们初步与美国哈佛大学达成
合作共识,双方将在新冠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临床救治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家风:“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

问: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成为医生是否与家庭环境有关?

钟南山:我想还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儿科医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到晚上经常有很
多邻居带着孩子来我家看病,孩子用了药以后好了,邻居很开心,父亲也很有成就感。我母
亲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级护理师,后来在华南肿瘤医院、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当副院长,参与了这个医院的组建。在家里,父母谈论的多是医学方面的内容,对我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培养出了兴趣。

问:父母以及家风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钟南山:对我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实事求是。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
1969年,我下乡参加医疗队看过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个孩子尿血很厉害,大家都说这
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我回家讲起这个情况,讲了半天,父亲突然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
他是结核?一下把我给问住了。因为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
当然也可能是结核,但你得有证据才能治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这句话。这让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坚持讲实话,坚持实事求是,你要
相信自己实践的,而不是单纯听见的。

问: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业?

钟南山:他们的支持是无声无形的。因为我很少休周末,就算在家,我爱人也说你最好的休
息就是能够安静坐在家自己看书。家里人对我的要求不高,并不是要全家出去旅游,但这方
面我是欠了家里的。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家人的支持极为重要。

我现在等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一回到家就有饭吃,有很好的生活照顾。由于
生活上没有顾虑,也能够保证承担比较重的任务。

做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问:您曾讲过,自己的医学事业是从35岁那一年才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

钟南山:当时孩子还小,我和爱人长期分开,对家庭和老人的照顾很困难,所以碰上一个机
会就调回广州了。回来为什么算是一个大的转折呢?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医学院是搞基础研究
的,35岁那年,回到广州后才从头开始,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当时,在临床知识上也几乎是“一穷
二白”,因为我读大学期间还为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训练了一年,回到北医就上了半年临床课,
之后又留校当老师。所以我此前并没有搞过临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问:您在197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就在前几天的4月2日,还获得了爱丁堡杰出校友奖。
留学期间有什么事印象深刻?

钟南山: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要参加教育部的考试,考过了才能去。当时的
英语考试我考了52.5分,结果那年45分就合格,我就出去了。

那时候所有留学生都很艰苦。坐火车去英国要9天,为了省钱,连草纸、洗衣粉都带着。我
们每个月只有6英镑生活费,在英国剪个头发就要12英镑,干什么都得靠自己。到了爱丁堡
皇家医学院后,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关。我以前是学俄语的,每天参加完查房,就去图书馆
借录音带来听、来写,听不懂的就去问,差不多花了大半年来提高英语水平。

我的导师弗兰里教授是专门研究慢性气道疾病的,非常有名。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有三项
做得比较好,也得到全科室的认可。英国有些研究思想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做出了一点
成果就理所当然地直接往下做,他们是要反复验证,没走好第一步之前,绝对不走第二步。
再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实验,不一定相信权威。这两条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后来一直很重
视对团队基本功的训练,练好了再提高。

问:听说回国前导师极力挽留,为什么还是决定回国?

钟南山:后来,我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就去伦敦进修,又待了半年。想留我的是伦敦另外
一个教授,他主要看我有关哮喘的研究做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国家这么困难还给我们机会
出去留学,从来没想过不回来。学了以后就得回来提高我们国家的科学水平,当时就是这样
单纯的想法。

问:您常说自己“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钟南山: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我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或者一些科研题目,都是从临床
实践里来的。我不太习惯从文献中找课题。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我们要经常想到的是,在医学里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怎么
去解决?像我40年前在英国,就开始跟导师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当时诊断很清楚,但是
治疗很落后,后来技术改进了很多,但对病人治疗仍然没有带来实质改变。

我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要害在哪儿?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压,你早期把它控制住,就不
会发展为脑出血、脑梗塞。糖尿病也是如此,不一定等到出现其他症状才下诊断,血糖高到
一定程度就控制,一些合并症都可以避免发生。这就是战略的进步。

很多呼吸科医生不愿意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没什么好办法救治。病人来的时候,已
经呼吸困难了,这个时候肺的病变已经不可逆转。所以在2000年初,我就有这个想法,为什
么不在病的早期进行干预呢?

在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治中,只有出现症状才干预。现在我们的看法改变了,因为我
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更早期没有出现症状,或者只有很轻的症状时就实施干预,效果非常
好。我们要继续走这一条路。

问:我们看到,您的这张办公桌上,除了电脑、资料,还专门摆了一个年轻时打篮球的小雕
像,年过八旬仍能承担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是否和一直没有间断锻炼有关?
钟南山: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后来在中学、大学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竞技体育的优点,一方
面是指锻炼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对培养意志品质也有很大帮助,什么事情都想争上
游不落后、追求高效率。我原来跑400米,训练一年成绩能提高两三秒就了不得了,在平常
的工作里,你为什么不能也珍惜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所以这对我提高学习效率有很大启发。
再一个就是协作,像跑接力赛一样,得大家一块儿努力。我们研究所里从1982年就开始组织
篮球队,每个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比赛,坚持了30多年。

身体是基础,健康需要投资。我现在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还有这个能力支持,跟身体锻
炼很有关系,对我来说这一辈子受益非常大。

问:能和我们回忆一下,什么书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吗?

钟南山:工作以后,我没有时间看小说一类的书籍,但在中小学时看了很多,比如《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当时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影
响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我父亲说过,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留下点什么就不算白活。

未来:“健康应该贯彻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全部政策中,这是要害”

问:今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钟南山:非典以后,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能够及时监测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传染病。这
些年也确实做得不错,包括有效应对甲型H1N1流感、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
、H5N1和H7N9禽流感等。但还有继续完善的方面,因为预防工作应该摆在更高的地位。
党中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健康”应该贯彻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全部政策中。从这
个角度来说,应该更重视抓上游,搞好预防为主,这是最要害的问题。

总的来看,公共卫生体系,一个是认识上需要加强,另一个是组织结构需要改进,对于突发
性疫情,应该赋予疾控机构更大权力。

本世纪刚过20年,就已经出现三次冠状病毒感染疫情——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
这次的新冠肺炎,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博弈。人与自然界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和谐的生态关
系,这样自然生态链才能够比较好地运行,这是很重要的。

问:几年前您说过有两个心愿,建成广州呼吸中心和推出自己研发的抗癌药,请介绍这两项
工作的最新进展?

钟南山: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支持下,广州呼吸中心目前推进顺利。跟我们合作的医药和医
疗器械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看到我们是在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有实实在在的成绩。我们
花了十年时间去推进,现在这个平台正在加速建设,预计明年下半年能够完工。

这个中心有四项功能,一是科学研究,二是人员培训,三是疑难疾病诊治,四是急性传染病
防控。现在我们非常有信心把它建成国际上最大的呼吸疾病研究中心。

我和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花了26年研发一种抗癌药物。这个药有一定普适性,不是单纯治疗
某一个肿瘤,而是多种实体瘤,包括肺癌、胃癌、乳腺癌、肝癌等,有望在今年得到临床批
准。药物研发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这个药能够造福很多
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除了这两个心愿,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改变全世界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战略。
这个病分一至四期,现在的治疗重点是在三四期,很大精力花在治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上,
这是下策。如果把首要力量放在早期预防上,就能事半功倍。我特别希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早诊早治能形成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治疗思想。

采访结束时正是上午10时。窗外警报响起,钟南山站起身,腰板挺直,静立默哀。“中国
的医务人员始终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他说,这次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对被
新冠病毒感染牺牲医务人员的认可和尊重,是从人们的内心肯定这些白衣战士的贡献。


(责编:Bonny)来源: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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