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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一年“走穴”收入 500万元以上 王明理曾是北京一家经营心脏介入手术产品的医疗器械公司销售员，他的主要工作是推销心脏支架。他说，当年的市场情况是，一个国产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卖给医院的价格是27000元，一个进口支架的出厂价是6000元左右，卖给医院是38000元，医院进货之後，再加价15%卖给病人。近年来，因为竞争日渐激烈，价格有所下降，但仍在万元之上，远远高於欧美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是高得离谱。业内有说法称，同样是一台心脏支架手术，在中国所花的费用，相当於在印度做完之後再在印度旅游一圈。 支架出厂价与医院进货价之间的高达数倍的利润，不可能仅仅归王明理他们这样的公司。某种意义，王明理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将利润向安装支架的介入专家倾斜，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王明理的主要服务对像由两种人组成：北京知名医院的心脏支架专家和北京周边医院的心内科主任。 由於对技术的要求较高，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术的医院，只能聘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完成，王明理充当的是两者的桥梁，他为那些想开展支架手术的医院请来专家，同时带来本公司提供的心脏支架和配套产品。 专家的“好处”分为两块：一是支架的回扣，按支架的使用个数计算，每个是1500元。当地医院为了充分“用足”专家，一般都是集中多名病人一起来做手术，如果总共使用10个支架，回扣总额也就是15000。 此外，专家到来之前，当地医院要向患者提前收“专家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包”。每个手术病人1500元，如果仅做造影检查而不装支架的话，则是1000元。这样算起来，专家每跟王明理出去一趟，现金收入在两万元以上。而跟王明理合作的专家，除了一周有一天半时间在医院上班，其他所有时间都在“走穴”。王明理保守估计，他们一年仅“走穴”的收入便要在500万元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他经手的一批无证支架，一位专家虽然看出来问题，但仍然给病人用了，只不过有证支架的回扣是1500，无证的则是2500。 至於手术当地医院，从王明理的公司所能得到的好处是：手术所有使用耗材总费用的20%。这笔钱通常只交给医院的科主任，至於进一步再如何分配，则是对方的事。这是因为规避风险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事实证明它极易埋下隐患。2002年5月9日，山东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曝出一桩命案：光天化日之下，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孟军将科主任张登学用哑铃活活打死。根据警方调查，引发这起命案的，正是心脏支架的回扣分配问题。 可装可不装的 一般都要装 在王明理看来，在心脏支架手术圈里，病人是否需要安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完全取决於手术医生的良心。问题在於，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良心往往脆弱不堪。根据王明理的经验，对於那些可装可不装的病人，专家一般都要装。 王明理的观点得到一位心内科着名专家的认可。该专家指出，尽管中国制定了心脏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但制定指南的，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介入专家。而在国外发达国家，类似规范需有心脏外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律师参与，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权益。 医院最早开展支架手术的是心内科，因为利润丰厚，後来急诊科也逐渐推开，有的医院则专门成立了介入科。於是医院内部也有了竞争，分诊的护士往往成为不同科室的争取对象。王明理说，据他所知，在有的医院，分诊护士给某科室介绍一名做支架手术的病人，就会拿到一笔千元左右的回扣。这些竞争最後的指向仍是病人，在病人身上扩大适应症甚至给没有适应症的病人安装支架，往往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 除了卖心脏支架，王明理还向医院卖配套使用的导管。在他看来，心脏介入手术，除了滥用支架，导管的重复使用也很严重。按照相关规定，手术中使用的导管都是一次性的，可几乎所有医院都存在重复使用，医院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词：二号管。有一次，一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向王明理抱怨他们卖的导管质量不好，王明理於是问“怎麽讲”，对方说，你们的用四次就坏了，人家×××进的可以用十次。王明理惟有苦笑。 我就是专家的秘书 有时甚至是保姆 在王明理看来，心脏介入手术行业里，支架专家是最宝贵的资源。几乎每名专家後面都有几位王明理这样的支架经销商围着转。为了获得专家的青睐，王明理和他的同行使出浑身解数，很多时候，他们几乎变成专家的秘书——有时甚至是保姆。“我们为专家接小孩，买早点，甚至装修房子——一句话，只要专家有需要，我们什麽都干。”王明理说。他深有体会的一件事是，有位专家新买的房子装修，竟然打电话给他要其帮忙买一瓶502胶水送过去，而他惟有照办。 王明理的一位同行，为了笼络一位专家，花了三年时间接其儿子上学。偏偏那位公子眼光极高，看不上他的夏利车，於是这位兄弟不得不又买了辆捷达。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朋友靠这位专家最後也“发”了。 有一次，王明理所服务的一位专家曾经不无得意地感叹：(像我这样的专家)给个市长也不干。 有一个专家亲口跟他说过，干一个月就可以买一辆新款的奥迪——这款车的售价要60万。他估计，各种明暗收入相加，这位专家早已经身家数千万，甚至上亿也不无可能。因此，每当听到有人说医生收入低的时候，王明理多有恍若隔世之感。 王明理说，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支架专家在市中心有几套房子一点不奇怪——专家们都很谨慎，他们不敢将钱花在外露的地方，因此买房多成为其最重要的投资。 王明理认识的很多专家都已办了移民，这主要是受当年医药卫生领域打击商业贿赂运动所影响。当时，一夜之间，王明理发现身边的专家都不见了，後来一问，才知道出国“避风”。後来风头一过，专家们陆续回来，一切照常。 在王明理看来，热衷於装支架的有两种医生，一种是年轻医生，他们刚刚工作，需要买车买房，因此干劲十足;此外，即将退休的医生也会抓住最後的机会，因为支架手术对体力(需要穿铅衣以防辐射)、眼神要求很高，医生上了年纪便不能再做。 钱如此好赚，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据王明理介绍，有一次他跟专家出差，手术中出了事故，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结果病人家属不懂，不仅不怪专家，相反看到专家满头大汗抢救，还千恩万谢，手术费一分没少给。即使是出事後碰到“难缠”的病人，也是由所在地医院处理，专家做完手术走人，根本不管。 卖了三年心脏支架之後，王明理决定永远退出这个行业。这段经历带给他的，除了对“专家”的全新认识，就是再不敢轻易去医院看病。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