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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日久的富庶地，突然跑来一群语言、风俗、信仰都不同的人，本地居民厌恶害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说来自动荡地区，夹杂著恐怖分子的身影，就是一群叫化子，也让人忧心忡忡。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德国农民还看不起后到的爱尔兰人呢。这些排斥倒不是全无道理，新来者往往素质低劣，惹事生非，是麻烦制造者。不过，若政府依据情绪化的不满施政，也许就不会再有人群流动。无论哪里，总有人见著陌生人就心慌意乱。 首先要认识到，穷人不是危险品，源源不断的人口是宝贵的资源。凡自由繁荣之地，无不是开放胸怀，海纳百川，欢迎各路流民、难民、逃亡者、闯荡漂泊者。无论是上海、香港还是今天的深圳，城市的繁荣总伴随著人口不断迁入。迈阿密在1960年代以前还是寂寂无闻，古巴报复性地向美国几次倾泻“垃圾人口”，反而成就它为美国第四大城市。 把这观点放在今天叙利亚难民危机，还是成立的。难民涌入欧洲，若处置得当，他们是生机勃勃的劳动力。欧洲国家大都已迈入老龄化，每年都在接收年轻移民。德国的移民政策一向宽松，每年都会吸收数万难民。害怕难民太多，改变本国人口结构?就目前看还不严重。即使边境百万叙利亚人涌入，不到欧洲人口的百分之一。多年来欧洲接收的移民和难民早已超过这数。按照摊派计划，德国人将分到3万多名难民，只占其总人口几百分之一。 既然如此，欧洲人为何害怕难民呢?原因很清楚：接收难民简单，吸收融化太难;财政负担事小，信仰碰撞事大。一群拒绝归化的难民，很容易变成肘腋之患。这难题恰恰和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有很大关系。 难民涌入，政府忙不迭安置抚慰，送吃送住，这是以人道标榜的政府福利，这会吸引很多非难民投奔。据一位在德华人@树袋熊在德国叙述，德国政府的难民政府已从济困变成扶贫，从解决人道危机转向派送爱心。公务员直接向本土叙利亚居民发信询问，主动要求接收家属，结果全家四十几口人全接到慕尼黑领社会救济金，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 这不是某个公务员大发圣母心，做起普渡菩萨，根本在于政府的行事逻辑。默克尔宣称拥抱难民，公务员们照章办事，不断接纳，直到摊派名额填满。相比脏兮兮臭烘烘的逃难者，公务员当然希望本土叙利亚裔居民把亲属接来，这样方便登记管理，也不易出差池。至于他们是不是真难民，谁会在乎呢?把钱花在吃住不愁的新移民身上，有悖救济原则吧?谁会在乎呢，反正花的是政府钱。 不加甄别地吸收，整家族接来住，只能让难民更加抱团，不愿融入本地社会。时间一长，德国就会出现穆斯林小区。而抱有民族情绪的德国人面对这些封闭小区，很容易心怀不满，到时发生族群冲突就很正常。前几天英国政府将优先考虑孩子和孤儿。小算盘背后是不是有更聪明稳妥的考虑? 由于二战时期的特殊经历，人道主义在德国一直是政治正确的旗帜。前来投奔的难民少有面黄饥瘦，吃不饱饭——他们几乎是青壮年劳动力。这些人跑到欧洲被养起来，吃政府财政，本地人显然不满意，仇恨情绪很容易被煽点起来。难民固然可怜，人们还是更在乎自己的利益。 最好的做法该是什么样呢?政府不提供福利，由企业和个人接纳，并有相关法律制约。想在欧洲立足，就需要找到工作。工作是鉴定一个人是否诚实可靠的好方法。一个人长期找不著工作，不是品行不端，能力不济，就是根本不愿融入本地社会。端著自己的架子，又想让人养你，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一个人有稳定工作，就有长期稳定的利益，他会珍惜当下。 政府不提供福利，他们杀人放火闹事怎么办?首先要相信，慈善团体会给予短暂而必要的帮助。慈善团体的财力有限，无法长期维持，却足以过渡。难民不愿找工作，就要嗷嗷待哺当寄生虫，并且以闹事相威胁，到时只好军警伺候。贫穷柔弱不是耍流氓的理由。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面对流氓难民都太温柔了。 企业挑选难民，歧视性雇佣的难题也不会成为问题。政府若被宗教宽容的幌子绑架，放弃欧洲人最重要的自由原则——财产权，就是放弃文明根基。企业可以雇佣穆斯林，也可以拒绝。难民如果希望被雇佣，他们应该努力融合，谦卑低头，找到同道中人，而不是强迫他人接受。如果坚持己见而无法融入新社会，大可以离开，回到他们宗教的乐园。 难民之中可能会有恐怖分子，这很正常。一个淡化宗教观念，将要安居乐业的难民群体，恐怖分子掀不起多大风浪的。据媒体报道，隐藏的恐怖分子可能达难民总数的1%。欧洲政府显然比中东国家更有能力对付这些蟊贼。 欧洲国家不可能拒绝难民。人道主义的旗帜还在飘扬，欧洲还是人类文明的高地，扶危济困乃道义所在。欧洲也只有保持开放，才可能有活力。重复一遍，难民也是宝贵的人口资源。福利主义恰恰是最糟糕的做法，它是软弱的仁慈，糊涂得危险。它损害本地人利益，却无法真正抚慰外来者。它无法使好人安居乐业，坏人滚蛋。难民政策应是宽严相济的。宽松指的是不查财产，不筛种族，只要遵守法律，不侵犯民众利益，不给财政造成负担，就可找到栖身之所，贡献聪明才智。严格指的是它不给予特别恩惠和法律优待。想要融入文明社会，必得遵守规则，与本地居民友好共处。若妄自托大，胡作非为，必将受到严惩和驱逐。那些不遵守法律，不愿工作，无法融入本地生活的人，就应当被遣返。 接纳难民是很具体繁琐的事情。确立正确的原则，再根据原则施行不同方法，才可能得到良好结果。欧洲人面对异己文化，既要给胡萝卜，也不该放弃大棒。欧洲人应恢复文明自豪，对野蛮异俗露出鄙夷之色，迫使他们接受文明规则。 每念及此，我都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典故。英国的印度殖民当局早在1829年就宣布禁止寡妇殉葬，此后多次颁布法律取缔陋习。这些法律遭到了印度人的强烈反对。一位名叫Charles James Napier的英国总督气愤地说：“你们说焚烧寡妇是你们的习惯。那好，我们也有我们的习惯。当你们男人活活烧死妇女时，我们就把绳子绕在你们的脖子上，再把你们绞死。你在身旁搭建自己的焚尸台，我的木匠建造一个绞刑架，咱们各按自己的习惯行事。”凭借这样的自信和勇气，英国在印度颁行了一系列法律，废除寡妇殉葬法，宣布杀婴溺婴为犯罪，禁止童婚制。殖民期间，印度种姓制度受到法律诸多限制，此前一些不被承认的财产权也受到保护。 现在欧洲人还有这样的自信和气魄吗?看来是没有了，主流是一些“文化相对”“多元文明”的论调。不敢谈文明和野蛮，不敢辩民族和宗教，再不要说对落后习俗发出谴责。一些极端分子登岸后就开始宗教纠察，像他们在故土那样，欧洲政府们视若无睹。他们既想做善事，又糊里糊涂不守原则，不知利害，这才导致里外尴尬，进退维谷。 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其实也会碰到类似问题。欧洲虽远，值得引以为戒的东西太多了。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