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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的午後，在可以俯瞰香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长江集团中心70楼会议室，被称作“李超人”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终於接受了记者专访。 在我们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他多次强调说：“你们可以提出任何问题。”面对谈“撤资”传言，李嘉诚先生以具体的数据，郑重地作出了反驳。 谈“撤资”传言 记者：李先生，今年您的集团出售了上海、广州超过百亿元的商业物业，以及香港部分资产，还曾经洽谈过转让百佳超市项目。由此，关於“长和系”要从中国内地及香港撤资的传言沸沸扬扬。 李嘉诚：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最为重要。我想用数字说话：“长和系”去年毛收入约4300亿港元，而本年度投资海外(新西兰和荷兰)两个基建项目动用的资金只有80亿，所占比例不足2%;而我们在香港货柜码头项目的投资已经有40亿港元。这怎麽能说是“长和系”撤资?真是天方夜谈，是一个大笑话! 记者：您觉得为什麽“撤资”传言愈传愈盛? 李嘉诚：我对这种传闻感到非常奇怪。最开头这样说的人也许是想挑起事端，而其他人不了解情况，跟着说而已。但是这样说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长和系”在新加坡经营几十年了，赚过不少钱，与当地各界关系非常融洽。但过去两年多，我们没有买到价格合适的土地，现时手持可供发展的土地很少，可以现卖的商住单位也仅剩1%，并且没有收租的物业。但是新加坡也没有人因此说我“撤资”。 记者：“长和系”今年在香港出售的物业特别引人注目。 李嘉诚：大型住宅类的地产项目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项目建成後90%以上是出售的。实际上，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香港卖楼只得40亿港元，是近13年来最少的一年，仅为过去两年年销售额的15%左右。其中包括这两天被媒体炒得火热的太平山顶物业，出售金额其实非常少。今年在港的业务紧缩了，主要是因为政府批出的楼花额度不多，我们在与香港政府协调，希望可以加大额度。 再说，“长和系”在香港还拥有不少出租物业，包括长江集团中心、华人行、和记大厦、中环中心等，总面积大约有380万平方尺(1平方米等於9平方尺);国内包括北京、上海的出租物业，总面积有500万平方尺。这两地出租物业总市值加起来至少1700亿港元，这些物业都不会卖。而外国出租物业与之相比，只有0.5%。 记者：您曾说，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绝不会将注册地迁往别处。现在还是这样吗? 李嘉诚：是的。我的家在香港，“长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永远不会离开香港。我再强调，即使日後出售业务都只是商业考虑，跟“撤资”没有关系。 记者：过去，大家都称呼您是“超人”，现在却用“垄断”之类的词汇形容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李嘉诚：贫富悬殊是全球现象。我们在香港投资较大，就容易引来误解。30年前，我已预见香港会出现这个情况。有香港记者问我，为什麽不多在香港投资零售事业。我说，我们集团在全球有12000间零售店舖，其中香港则只占600多家，如果再增加香港容纳得了吗?集中在香港投资是愚蠢的，所以我们多年前就开始投资海外。 记者：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形势下，您的经营策略有什麽需要特别把握的? 李嘉诚：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必须留意投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要抱有高度警觉。 我在1950年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到今天已经60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雨。我做生意的原则，一方面是对於债务和贷款问题要非常小心，如履薄冰。长江实业今天的负债比例是4%，和记黄埔是21%，以这麽大规模的公司而言属於低比例。另一方面，我在地产经营上步步为营。如果地产价格太高，到老百姓买不起的时候经营就有风险了。我不会冒险去赚最後一个铜板。 记者：有人说，商人不谈国是。您关心中国政治吗?比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动向。 李嘉诚：我虽然是商人，不参与政治，但我爱我的国家，一定是关心政治，因为政治与经济如同手足，必须协调才能发展得好。我很留意内地的经济、国民收入和教育情况，也很关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我知道，会议确定了经济将更加开放的方针，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国有资本收益上缴30%用於改善民生，这绝对都是好事。因此，我对国内地产市场仍然乐观，只要价格合理会继续投资。 谈慈善公益 记者：您宣布，把1/3的个人财产捐作公益慈善之用，放入名下的李嘉诚基金会。您是捐这麽大笔钱是怎麽考虑的?又将如何选择捐助项目呢? 李嘉诚：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力图做一个值得人们尊重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理想，就不会将辛苦赚的钱捐出来做公益事业。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的项目：教育和医疗。我虽然在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经营业务，但我规定基金会80%以上捐款要用於大中华地区，今年的公益捐款就有40亿元。 我相信，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是一种境界，因此做这些不是为了树碑留名。我在家乡捐建医院时，当地领导要我挂上先父的名字。我说，如果父亲天上有知，不挂名也知道我做了好事。 记者：您捐资在广东建设起汕头大学。我们知道，汕大的教育改革曾遇到不少争议，您觉得如今收效如何? 李嘉诚：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我捐建汕大，想为教育作出贡献，做个样板。 汕大的规模虽然小，但极具生命力。过去7年，超过97%的学生在毕业後第一个月便可以就业。汕大最关键的是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尝试，如医学院去年毕业的学生，部分既参加了中国的大学科目考试，也参加了美国执业医生的资格考试。这个考试非常艰深，即使美国学生也不是全部能够通过，但汕大的学生全部通过。今年又一批汕大学生也通过了。他们最後一年要到美国念书，李嘉诚基金会也予以资助支持。 记者：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普通民众生活艰辛。企业家能够为他们做什麽?我们知道，李嘉诚基金会在全国特别是西北，资助几百万个贫困儿童做唇裂、白内障和小肠疝气手术。特别是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宁养服务”，做这个项目您是如何考虑的? 李嘉诚：一个很冷的冬天，我一位朋友患癌症，住在私家医院。我去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坐在他床边。他後来睡着了，也没有放开我的手。我心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一流的医疗照顾，但到这个时候仍然痛苦不已。而内地贫穷的病人没钱接受治疗，又怎样度过呢?於是想到要去开展宁养服务。 汕头大学医学院设立了第一家宁养院，我鼓励医护人员：如果你们做得成功，我保证会在全国设立数十家宁养院，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免费宁养服务。 我知道，癌病病人的痛楚程度是最高的。有些人受不了，甚至会以头撞墙，把痛感转移到头上。我告诉宁养项目的负责人，如果现用的药物可帮助病人减少80%的痛楚，那麽若有新药可为病人再减少10%的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我，可以立即转用新药。现在，在内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宁养院，每年捐款增至1亿元以上，每年受惠者在1万多。 记者：现在的社会言论较为多元化，即使您在公益上做了那麽多事，仍然常常有不同的声音，您是否对此感到困扰? 李嘉诚：如果认识儒、释、道的精粹，便会明白人生很短，不应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事，而应做正确的事。我看到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後人有收获，这是很高兴的事。 基金会的资金，每一分一毫都是税後才注入的，我心安理得。 谈人生家庭 记者：您觉得一个理想的人生是什麽样的? 李嘉诚：站得牢，挺得腰，走正路，有理想。我不认为自己是百分百的完人，但希望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成为一个有价值、值得人们尊重的国民。 我个人不惧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亮一条路就好了。而且，我还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拥有自己的资产，足以长久地进行公益事业。而我的儿孙，谁都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 记者：您认为一生最难的是什麽时候? 李嘉诚：人生各个阶段都会有难处，但我最难的是日本入侵香港的那些年。父亲病逝，不足15岁的我要挑起照顾母亲和弟妹的重担，当时还得了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还是充满信心，告诉自己：我身为大儿子，要支撑这一家人的生活，还要为了前途“抢学问”。那些年，我除了干活，就是在别人用来生火的废书中找书看，修完中学课程。 直到如今，我每天晚上都要看书，了解新的科技知识及与事业有关的资讯。 记者：您曾说考虑退休，是吗? 李嘉诚：我已做好退休准备，但目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我还没有定出具体的退休时间。 记者：将公司业务交给下一代，您有信心吗? 李嘉诚：我相信Victor(指其长子李泽钜)随时可以接棒。 Victor大学毕业後，跟我工作快将30年。他对整个集团非常了解，细微之处比我更甚。而且，很多同事跟随我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与同事会好好地继续经营。而每间公司各自均设有董事会、管理架构、会计制度，足以起到监察与制衡的作用。 记者：您觉得儿子和您的风格有何异同? 李嘉诚：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年轻时不喜欢应酬，Victor更是如此，我们都不喜欢打领带穿正装。他在家是好丈夫、好父亲，在公司做事认真、心思细密、财政谨慎，跟公司同事关系非常好。至於他比我强的地方，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英文程度比我好。 我两个儿子都是爱国的，但性格不同，我同样爱他们。小儿子Richard(指李泽楷)聪明灵活，虽然喜欢玩，但也认真做事。他的事业这几年在改善，让我安心不少。 记者：您最看中和反感人的哪些品质? 李嘉诚：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并且要实事求是，有什麽问题要讲求数据，而解决问题要一矢中的，用最直接、最清晰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不会认同不诚实和自欺欺人的品质，也不喜欢思维固化、做事死板的性格;对於怒急攻心的人，更加不会认妥协。 记者：您有没有还未完成的中国梦? 李嘉诚：有。我曾经在一个演讲辞中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我们祖国的土地五谷茂盛，连沙漠上都有良好的道路，有充足的水源。人口密集的城市风和日丽，商机繁荣……” (本文选自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