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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2年5月大逃港的一张经典照片。港府受不了狂潮般的逃港客，
大量遣送返大陆。一对被遣返回乡的夫妻痛哭
边防铁丝网
30年前，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不顾生死，跨越这看似触手可及之间，逃赴香港。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边境大小规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屡屡发生。其间，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就达50多万人。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称为“大逃港”。 事实上，逃港是30年间一直存在的现象。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共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参与者以广东人为主。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1978年，深圳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由西线泅渡通常是首选。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意即“有去无回”。 一个荒废的村子 为了解其中真相，现居深圳蛇口的陈秉安在20多年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员，收集了大量资料。2010年10月，藉相关档案公开与改革开放30周年之机，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大逃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该书面世後，一度引起极大关注。这本书也为陈秉安个人带来不少争议。面对赞誉或是批评，陈秉安说：“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 意识到这个空白，是1985年的一个冬天。当时刚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陈秉安，对东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广袤空地产生了兴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制的地图上，他看到那里被清清楚楚地标识为“径肚村”。 这位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带上地图，骑上单车，跑到了边防禁区，试图一探究竟。在一条长满野草的小道边，他发现了地上的砖瓦残片，拨开密密麻麻的芦苇，看见好几截破败的土墙。这时，他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荒废的村子。这让他联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参加的一家酒店开业庆典上的情景：迎宾、入座、烧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辞时，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欢迎辞的总经理，突然捧着讲稿号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只见他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那位总经理的眼泪、那条无人的荒村……让陈秉安首次想到了“逃港”二字。 自此，他开始去发现并接触身边林林总总的逃港者，或是他们的亲人。他开始寻访这段在广东人中家喻户晓、却失落於公共视野的历史。在粤港之间，在山脉与河流之间，他寻找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当年在此岸之辗转，及对彼岸的寄望。 最早的偷渡，始於1949年 在1949年之前，深圳河仅仅是一条河。在河两岸农民的生活中，它作为边境的概念并不那麽明晰。虽然有一条法定通道罗湖桥，但是农民们都习惯就那样牵着牛涉水而过。沿岸村庄田地犬牙交错，有时收工晚了，过了境的农民便不再回家，在对岸的茅草棚里过夜。两地的人，往往是同一个祠堂的分支，各姓联姻省亲，融为一体。 但这一年的10月，深圳河作为粤港两地的分界线，其标识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中国内战进入尾声，10月19日，南下的解放军止步深圳河北岸。港英政府在南方建起铁丝网。随即，大量与旧政权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及地主、有钱人逃到英国管理之下的香港。这就是最早的偷渡。 1950年7月，为整顿边境治安，中国政府决意对粤港边境实行封锁。除建立全新的严格过境程序、清理“不可靠”人员外，1951年，当地还实行“镇反”。 镇上每条街道每十户居民组织起来，成立小组，每5天开会对号点名，登记情况。在构建严密的控制网络後，政府着手建立边防区，在边境一带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安全保护区”。相关文件显示，最初的“安全保护区”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南从深圳河起，北至山厦，长91公里，深19公里。其中包括三道防线，从荷枪验证，到警犬巡查，戒备层层升级。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下令，即日起封锁河口，凡私自进入三道防线，均视为“叛国投敌”。自此，牵牛涉水、草棚过夜、联姻省亲这样无拘束的两地往返自由不复存在。 大陆第一次政策“放宽” 港英当局立即反对 鸡蛋撞高墙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一演就是30年。 1956年前後，深圳地区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边防管理体系，包括军事警卫制度、清理并迁离边境地区危险分子、划设边防区、实施边防区居民证和通行证制度等。但粤港两地多年来的天然联系仍持续不断。 1957年春节期间，粤北大水。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港澳同胞“衣锦还乡”，对内地受灾群众刺激很大。这对饱受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之困的广东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渐成趋势。 由於当时粤港两地实行对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感到非常为难：“本来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与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尖锐化。” 6月，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王志向省委呈递报告，认为应该从宽对待，报告还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於是，广东省委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该报告很快批准了：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次向香港实行“放宽”政策。据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放宽范围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但由於保密措施不严，东莞县提前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迅速蔓延至宝安县、惠阳县等边境地区，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偷渡外流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地群众蜂拥来到宝安，情况变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跑了13个，不久连剩下的两个也逃了。在最为严重的7月，东莞每天成群结队的人向边境偷渡，晚上更达上千人。两个多月时间，内地外流劳动力6千余人。 港英当局迅速表态反对，英国政府向北京发出“照会”。北京当局因此直接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由此，不足4个月的放宽政策被收回，另一边，又号召群众“坚决打退外逃风”。 1962年逃港潮骤然而至 “大放河口”的潮水退去不久，接下来的大饥荒，使广东省企图偷渡的人数再度激增。虽然宝安县1959年粮食丰收，并无饥荒之虞，但是全县副食品供应不足，与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较大。 1961年6月，宝安县呈递报告，申请允许组织群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时值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报告获广东省委批准。8月，宝安县再度呈递报告，申请进一步对港开放，允许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5市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获得省委再度批准。 事实上，陶铸在6月两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同年9月25日，广东省委又一次同意放宽边境。 次年3月，广东各地开始出现饥荒，同时，“英国女王登基周年大放(入境)三天”等谣言四起，一轮大规模的逃港潮也骤然而至。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 宝安县委於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後，至月底基本平息。由於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事态愈演愈烈，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超出1957年的状况。到港人数的增加，引起港英当局，甚至国际上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对此作重要指示。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把被港英政府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逃群众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而此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发生6万余居民逃苏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阶级斗争”。深圳河边放宽政策再度收紧。 “反偷渡的红旗村” 青壮年逃了大半 从1963年搞“四清”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偷渡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论”挂钩。 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结合到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问题，宝安县决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轮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连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此外，文艺工作者还排演了戏剧《仇恨》，讲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後与流氓结婚，最後染上梅毒惨死街头的故事。在场观众无不被之感动，这时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会出来，带领观众高呼口号：“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可是，口号喊完了，肚子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知青的困顿仍然未解开。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最终还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中，帷幕拉开，竟找不到饰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员。事後一查，方知其人原来已经跑了去梧桐山的那头———香港。 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外逃人群消失了!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在深圳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上，陈秉安采访国家领导人习仲勳，他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让他印象深刻。 随着“文革”结束，政策再次松动。1977年夏至1978年春节前後，边境地区偷渡潮再度持续升温，揭开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过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後外逃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员万多人。 而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勳看来，“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而中国“四化”又未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在一轮轮的治乱循环後，当局开始找到了逃港问题的症结所在。 1977年11月，广东的偷渡问题摆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面前。听完各人的汇报後，邓小平连吸了几口烟，平静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生产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後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如今，这里已是一个 吸引人的旅游点 1989年，柏林墙倒塌，残垣断壁被德国的年轻人画上各样涂鸦，成为那个古老城市的记忆。2007年，深圳边防部队将沿海边防区的铁丝网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长的海岸边修了一条木制栈道。从俄罗斯购买的“明斯克”航母就停在这里，成为中国最着名的主题公园之一。 位於蛇口半岛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已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里的铁丝网也在同年被拆除。这片红树林长在深圳湾大海与陆地接壤的地方，遥望香港的沙桥。由於植物茂密、地形复杂，当年是最多逃港者匿藏、入海的地方之一。 而在那片距离地铁站不远的沙滩附近，一个个码着“135-175平方米精装修山海大宅”的楼盘已拔地而起，而那位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已然两鬓斑白。他在地图上寻找的“径肚村”，如今成为了一家工厂。 “径肚村”，只在罗湖通往沙头角的公交车站站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它将长久安静地守望着蜿蜒的深圳河。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