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审的第二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天是六月四日星期四，一出ACRP监狱，天就在下雨，心想今天可能对我不利，果真如此，这天上庭作证的除了读证词的以外，都是二零零六年那个家暴案帮我太太出主意的人，有避难所的妇女，有给我太太做翻译的华人，有给我太太作保护令的律师，有我太太那时的房东，还有我太太的好朋友等等。总之全是女性，说心里话，我恨透了这些人，虽然我没有和她们见过面，可我太太跟我讲过，就是她们怂恿我太太办一个家庭保护令，把一件很普通的家庭吵架，上升成所谓的家庭暴力案件。 首先上庭的是避难所的一位萨摩人模样的中年妇女，主控官主要问她的内容就是我太太和她的一些对话，那个时候，我太太能说出什麽好话，凡是中国人都明白，人在气头上，什麽难听的话都有可能说得出来，她的证词基本上都是我太太说的，什麽威胁她了，要杀她啦，怕见到我之类的话。待主控官盘问之後，辩护律师也站起来盘问她：“你认为安妮跟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很激动?”“是的，我认为是有些激动。”“我的话问完了，谢谢!”康密斯基问完之後就坐下了。试问妇女在激动时说出的话能有多少是真话?接着进来的是个女律师，检控官问道：“你是不是在二零零六年十月份为安妮申请了一个家庭保护令?”“是的。”这位律师回答，“这份保护令，你没有拿给安妮的丈夫看?”“有，当时是避难所的两位女士送到安妮的丈夫手中。”女律师说道!主控官问了一些为什麽办保护令等一些其它问题後。由我的律师开始问话：“你知不知道安妮在十一月份要她女儿去中国?”“知道，翻译跟我说过。”按照保护令法律规定，丈夫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是不能接触她的，不能跟她说话，不能打扰她的生活的，连发电子邮件都属於违反保护令，只可以妻子主动找丈夫。在新西兰很多家庭本来就很小，一些家庭矛盾就因为妻子申请了保护令，造成最後家破人亡。有些不负责任的律师总是给家庭妇女申请保护令，造成这个家庭的彻底破裂。我建议专为妇女办保护令的律师，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一想，由因为你们不调查清楚就为妇女申请保护令所造成的後果，你们的良心能安吗? 接着是我太太在避难所时的华人翻译上庭作证，就是这个女人动员我太太申请保护令。起初这个女翻译让她申请，我太太还说，申请保护令干什麽，女翻译给她讲了一大堆好处，结果我太太相信了她的“好意”，申请了保护令，後来感觉对不起我，我还劝她说：“没关系，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想起这些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可是事实是我太太已经离开了人世，自己到另一个世界享清福去了，留下我在这里遭冤枉罪。接着是我太太从避难所出来後租房子的房东，我太太那次从避难所出来，从报纸上找这个房间，搬去没有多久，有一天早上带我女儿出门准备去商场，看见一辆白色汽车慢慢地从马路上开过来，她回头一看，开车的人带着一副墨镜，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身材比较偏胖，她以为是我化了装在找她，带着孩子跑回家，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房东问她为什麽这麽慌张的要搬家，我太太说她在马路上看见我开着一辆车在找她。这位房东妇女，帮我太太搬到她的另一所房子，然後打电话给女翻译，一起到警察局报案。警察接到报案後出动了三辆警车，包围了我家，天上还有直升机，当时是一个大周末，正赶上我和三个朋友驾车出外旅游，警察扑了个空，又到了我当时工作的公司去抓捕我，结果还是没有找到我，害得我公司的老板和家里的邻居以为我在外面犯了大案，才使警察这麽兴师动众。後来，我接到我邻居给我的电话说警察抓我，我怎麽想也想不出来警察为什麽去我家抓捕我，我们当天开车回到陶波市住下，又接到西区警察局一个女警察打给我的电话，叫我到警察局去一趟，我说我正在旅游的路上，她问我现在在什麽地方，我告诉她在陶波市的旅馆，然後约定次日的上午到警察局来。 第二天，我回到奥克兰後接到我律师的电话，我跟他讲了警察叫我去，他说他已经接到通知，我问他警察找我什麽事情，律师说：“安妮报警说你违反保护令。”我当时以为是我给我太太打过两次电话，她又报警了呢!律师还说你去吧，没关系，上庭後我可以当天就保你出来。就这样我去了警察局，才知道我太太说看见我开车到过她住的附近，因此报的警。警察也不问青红皂白，又把我告上法庭，我真不明白，新西兰的法律到底是怎麽回事，这女人说一句话，我就得上法庭，就得派三辆警车，加上直升飞机、十几名警察兴师动众地去抓人。到了法庭，法官莫名其妙地问我认不认罪，我什麽事都不知道认什麽罪?真是可笑。後来我太太也承认可能是看错了，因为那时她总担心我找她，看到跟我胖瘦差不多的人就以为是我。这个案子一直拖了七八个月，最後以我太太不能出庭作证而不了了之。主控官却不提这个案子的结果，事实上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事，主控官现在也拿出来作为我有罪的证据，陪审团成员不知道怎麽回事，还以为我那时真的违反了保护令。没想到在新西兰的法庭上，竟公然地制造假案。主控官问房东：“你是怎麽认识死者安妮的?”“她租我的房子。”“在这期间有什麽事情发生?”“有一天早上，安妮刚出去不一会就跑回来，说她看见她丈夫了，所以就赶紧收拾东西搬家。”“之後安妮又做了什麽?”主控官问道。“她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帮她打个电话。”“你打通电话了吗?”“打通了，对方是西区一华人翻译。”“你说了些什麽?”“我说安妮找她有事，就把电话给了安妮。”“安妮说了什麽?”“安妮说她看见了她丈夫，开个白色车在找她，她准备马上搬家。”“安妮从你家搬走了吗?”“是，我问她有没有地方住，她说没有，我说我在Henderson还有一幢房子，是我自己住的，你可以搬到那里去住。”“她搬去了是吗?”“是，安妮搬到了我在Henderson的住房。”“在新的居室安妮跟你说了什麽事?”“安妮说了她和她丈夫的事，说她丈夫比她大很多，待她又不好，经常威胁她说如果她要离婚就杀了她，还拿枪指着她说要杀了她……”话没说完，我的律师提出反对，法官同意了。我的律师要求休庭，得到法官的批准。我的律师和他的助手以及我的翻译，来到地下会见室，我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会见的主要原因是控方证人在庭上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问法官的处理意见。由於这个中年妇女胡言乱语的证词在陪审团中间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第一向法庭提出要重新更换陪审团成员要求，第二如果法官不同意更换陪审团，我们要求删除这一段法庭记录，最後确定我们暂时保留第一条更换陪审团成员的建议，仅提出要删除这段不应该出现的记录。半个多小时後，法庭重新开庭，那个房东证人已经不见了，由於她违反了法庭规定，取消了她的作证资格。主控官首先认错说：“没有及时制止证人的胡言乱语，是他的疏忽。”法官表示他也看出来了这个证人证词有些跑题。”康密斯基提出删除这段记录的要求，法官说：“不能删除，已经记录的证词一概不能删改，不过我可以在总结的时候对陪审团说这一段证词不要考虑进去。” 我的律师看法官这样处理我们的提议，站了一会後无奈地坐下了，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然後执行官再请出陪审团，重新传唤新的证人上庭。接着是避难所的华人翻译上庭作证，她主要证明我太太看到我之後给她打电话，她劝说我太太要及时报案，就这样这名华人翻译陪我太太去了西区警察局，夸大其词地表述了一番，才会出现警察包围我的住处，直升机在空中配合的惊险场面。华人翻译下去之後是以前的一个女房客上庭作证，无非就是在我家住的这个时期，我和太太关系怎麽样，有没有看到过我们吵架之类的话。那次所谓的家庭暴力案件，房客也没有在场，最後主控官请法庭执行官展示我太太死亡时穿的绿色睡袍，这位女房客证明说是我的睡袍。我们家有两件一样的睡袍，基本上我们俩都穿，有时穿这件，有时也穿那件，这在家庭来讲夫妻俩的睡袍任意穿，我想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之後又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证词，这一天就又过去了。 (待续，本连载逢周二、四、五、六刊出) 本连载之内容仅属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连载内容略有删节。 为尊重个人隐私，部份人名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