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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钟左右，我正坐在海绵床垫上闭目养神，听到厅中有说话的声音我起身走到门前，隔着条形的小窗户向厅中张望，发现厅中有五个穿白大褂的囚犯在刷油漆，其中三人是华裔面孔。我兴奋极了，大声问道：「喂!你们是中国人吗?”刷油漆的三个华裔囚犯听到有人跟他们说话，发现我被关在这里，其中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囚犯说：“是中国人，你是薛先生。”我一听他们认识我更加高兴了。“对，我是薛乃印，你们怎麽在这里刷油漆?”“我们是被判完刑的，在监狱里工作，负责刷油漆。”他们放下手中的活，一位年长的囚犯走到我的牢房门前说：“老薛，我们早就认识。”“是吗，我们怎麽认识的?”我一时想不起来，年长的囚犯看我没有想起来就说：“你好好想想，九七年九八年天空赌城。”他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那两年我在教课之余经常到天空赌城碰碰运气，是有这麽个人，在百家乐赌桌上这押一把，那投一注，挺引人注目的，也可能是由於年龄相仿的原因吧，有时就在一起聊上几句。“我想起来了，哎呀，你怎麽进这里来啦?”“和你一样，谋杀罪。”“啊!是这样。”我不再问下去了，我不想触及到别人的痛处。於是我改变一个话题。“这里华人多吗?”“多，都集中在E仓，E仓也叫移民仓。”这时另一个年轻囚犯也走到我牢门前对我说：“你可以申请去E仓。”年长的囚犯又介绍说：“E仓在四楼，那里方便多了，都说国语。”我半信半疑听他们的介绍，後来证明他们的话是正确的。 次日早晨，诊所的护士小姐在狱警的陪同下，给我送来了药品，有白色的、有粉色的、有条状的、还有鸡心状的。我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症状，可是哪个药治什麽病不清楚，本想问护士每粒药是治哪种疾病的，可是由於英文水平实在有限，自己表达不清楚。没办法，只有照单全收，接过狱警递过来的装在纸杯中的白水，把所有的药粒放在嘴里，一仰脖子全部倒入胃中。 待狱警锁上牢门，我想起年轻时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追捕》，主人公杜丘被奸人陷害，为洗清罪名逃出警察局寻找陷害他的组织犯罪证据。在陷害他的组织的狱中，给他吃一种药，这种药吃多了，就会导致神志不清，让你干什麽你就干什麽。杜丘每次吃药都是在看守走後，他呕吐在便池中。其他人有的吃了这种药神志不清从楼上跳下去，造成自杀的假象，还有的像横路敬二，吃了之後变成了傻子，忘记所有以前的记忆。 开始几天，我吃了护士给我送的药之後，反应特别强烈，也就是西药副作用的坏处。每天都是去七八次厕所，肚子也痛得厉害，和他们又说不清楚，我乾脆就学杜丘的方法，当护士和狱警的面把药吃下去，然後狱警锁门之後，我就呕吐在便池中。後来反应不那麽严重了，我才重新真正把药吃到胃中去。 下午狱警打开牢门叫我坐在厅中等候。五分钟後，一名心理医生来到这里，提出一些我听不懂的问题，正好送我到保护仓的华裔狱警过来，心理医生请他为我做一会临时翻译。通过翻译我听懂了心理医生问的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好像我不是个囚犯，是个精神病患者，而这里也不是监狱，是地道的精神病院。我心想管它是监狱还是精神病院呢，你问我什麽我就讲什麽就可以啦。回答完心理医生问的奇怪问题後我对这个华裔狱警说：“有个事，能否帮个忙?”“什麽事，你说出来听听。”华裔狱警很谨慎问我。“我在牢房很闷，可不可以找几本杂志借我看看。”华裔狱警一口答应：“没问题，明天我给你送去。”我连忙说道：“谢谢!”借几本杂志对於狱警来说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可对於我是太重要了，虽然我在牢房可以练功打发时间，可总不能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是练功吧。目前能打发时间是我最需要的。 心理医生同我谈话的第二天，狱警把我从一级保护仓调到四楼普通仓，这里条件比一级保护仓条件好了很多，最起码牢房中有床，有桌子和凳子了。而且还有冲水马桶和洗手盘，洗手盘上面还有不锈钢制作的镜子。洗手盘旁边有个淋浴头，可以在牢房中洗澡了。室内条件改善了，心情也好了许多，华裔狱警又送来两本杂志。《知音》《读者》这两本杂志在中国都是颇受欢迎的杂志，近几年新西兰的华人社区的文化学者，也引进中国的一些畅销杂志在各个华人超市中销售。我和这个杂志经销商彼此都非常尊重，他经常送我几本新到的杂志，可是我从来没有时间看，这次在监狱中看到他经销的杂志，我如获至宝，每本杂志都读了两遍。对杂志中感兴趣的好文章，甚至看了五遍以上。 我上小学的时候对画画很有兴趣，梦想将来能考美术学院，在绘画方面有所造诣，可是我偏偏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别说上美术学院，连升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中学毕业一刀切，全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艰苦奋斗了三年零八个月，抽调回城就参加了工作。想在美术方面发展的梦想就成为泡影。可是骨子里喜欢绘画的兴趣没有改变 在美国监狱的时候，我就已经萌发了绘画的兴趣，而且已经在实施了，美国监狱一个黑人狱警心地很善良，我向他借铅笔说我要画画，当时找不到铅笔，第二天他把他女儿的铅笔拿来送给我，还从办公室找来打印纸给我用。我的第一幅铅笔素描是美国监狱早餐装牛奶盒子上的一只鸵鸟图案。 在我搬来普通仓的那天，正赶上其他牢房的几个年轻囚犯放风，当我进入保护仓大门经过大厅时，这几个囚犯都同我招手，口中说道：“Master，Master。”我也礼貌向他们招招手，表示回礼了。进了牢房，我发现洗手盘上有一个牙刷和牙膏，我从美国监狱出来就没有刷过牙，算起来有五天时间了。本来人年纪大了口中就有异味，这些天没刷牙，不知道臭到什麽程度了。我拿起牙刷，挤上牙膏，痛痛快快搞了一次口腔大清洁。 刷牙之後我回想起刚才的情景，那几个年轻人为什麽称我为Master呢，而且是异口同声的，他们不可能事前统一对我的称呼的。再说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要来这个仓的。想来想去想不通，後来到了E仓，我终於弄明白了，因为我在美国期间，新西兰电视多次播过我练太极拳的镜头，这些镜头是奥克兰电影学院电影系的一个学生的毕业作品，他们采访拍摄了我在奥克兰寻找我大女儿的一些生活镜头，剪辑成一部二十分钟左右的短片，叫《功夫父亲》，内容有一些我练习内劲道太极拳的画面，据说他们还拿这个片子参加了电影节的比赛，不知道怎麽这些镜头被电视台新闻报道我这个案子用了。所以凡是看过报道的都知道这个重大杀人嫌疑犯是个太极拳教练，看见我喊我Master就不足为奇了，从此这一称呼就成了我在ACRP中的代名词。 从我画第一张素描开始，我发现我的艺术细胞还是蛮高的。我在美国监狱画画的时候，美国狱警都赞不绝口，以为我本身是位画家呢。我告诉他们我是第一次画画，他们都露出怀疑的眼光，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我是在吹牛，管他们怎麽想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就像以前我说我三年出了十六本书，谁听了都说我说大话，可这是事实呀，而且是有据可查的，十六部拙作都在那摆着呢，这次去美国得州的休斯敦华人书店，里面书柜上就有我在台北大展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拙作，我还从书柜上拿下来翻了翻。出门时书店老板一直用眼睛看我，我想可能他认出了我就是被通缉的薛乃印，但是他只是怀疑，不等他确定下来是不是我的时候，我已经出门到停车场，开车走了。 想到绘画，没有纸笔怎麽办，正好前一个在这牢房住的囚犯留下很多打印的材料，这些材料背面都是空白的。铅笔只有向狱警张口要了。可是警察担心我有用笔自杀的嫌疑，自己负不起责任，所以他们都不帮忙。 (待续，本连载逢周二、四、五、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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