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以我对历史知识和逻辑的认识,我从来就不认为在一个已经形成固化的利益格局的历史现实下,历史靠原有的主要构成要素完成自我修复,因为其实从人的认识实际出发,人是可以认识事物本质的,但人又是无能力超越自己的物质条件来顺应历史改造社会和自然,社会系统本身的修复最关键还是要靠激烈的对抗和斗争来实现,一切抱有保持现有体系的改良或者用诸如良心等唯心主义的善良愿望说教的改变,他的结果都是出乎意外的。 所以说,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决定了今天所要走的道路,其中的几次反覆都没能阻止它向现在这个方向发展。而重庆模式,正是对这一惯性模式的试图修正,如果抛开个人思想感情,那就是说一个看到危险的人试图对他认为的危险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进行挽救,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因为,说句实在的话,中国的现实虽然有许多先知先觉的中间人士看到了巨大的危险,可大多数人还没有感觉到,他们都还沉浸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之中,当然,许多地位优越的阶层也早已看到危险,而他们是通过裸官或者移民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历史过程。 重庆模式之所以还可称为模式,是因为他试图在体制内寻求一种变革,或者说是渐进式的不断调整,我们暂且不说主事者的眼光有多远,而是任何主事者的行动都会受到这个体制的巨大掣肘,如果仅用妥协的办法,那麽他根本就不会让人们把他称为一种模式,而如果在其中加上一些变革的手段,就会变成体制内的矛盾,这种主要依靠体制内变革的东西,不管他在理论上有多麽的完美,他的韧性天然的不足,因为在体制内他永远是弱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生命力的支持,他的悲剧性是早就注定的。 重庆模式必然会随着主事者的离开而结束,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斯巴达克死去,那麽由他这种悲壮的英雄情节所领导的反抗古希腊奴隶制度的斗争就必然会以不同於斯巴达克的方式所展现,不过只要产生斗争的历史条件没有被消灭,新的形式的斗阵依然会出现,从历史中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奴隶制度被推翻了,虽然和斯巴达克无关,可是,由他所传承的人类的争取正义和解放的思想却留到今天。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