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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被裹挟在席捲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的我，同近千名中学生毕业生一起从沿海城市烟台来到文登县插队落户，我所在的知青组落户在葛家公社(乡)议城大队(村)。知青所在的村子都是条件相对好些的，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充其量算是温饱型。那个年代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峰，一年四季除了春节和恶劣天气外生产队天天要出工，冬季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因此我们首先将面对的是繁重的劳动和清苦的伙食。 知青们安顿下后第二天就跟随各生产队上山整地。这些五穀不分的城市青年同农民一起抡镐挥掀，一天下来必然是浑身散架满手血泡。到了夜晚，我们吃完了那粗淡的晚饭后无所事事，宿舍里唯一亮的是煤油灯光，唯一响的是广播喇叭，周围是一片黑暗和寂寥。想家的忧伤开始在这些刚离开家庭的青年人中蔓延。此时，一个嘹亮的竹笛声从男宿舍里传出，旋律时而激昂时而舒展，顿时划破了乡村夜晚的静謐，驱赶了宿舍内外的死寂。 吹奏者庆信原是某中学的文艺宣传队成员，擅长竹笛，兼修二胡，他随身带来了乐器和曲谱，也给我带来学习音乐的机会，在他指点下我很快学会拉二胡。以后每当庆信吹响竹笛，我便能操起二胡跟他合奏几首器乐曲或歌曲。这时候女宿舍的两位喜欢唱歌的女生淑琴和淑玲，听到乐声响起便凑过来一展歌喉。从而形成一个惯例：每天傍晚，从田野归来后洗净身上的泥土便凑在一起，丝竹声起，歌喉大开。奏唱一顿就忘记了浑身的疲劳，再干吃那玉米饼子地瓜乾似乎就香甜了许多。 唱够了民歌我们又开始学唱京剧样板戏，翻来覆去地学唱那几块京剧里的所有唱腔，直唱得烂熟于心。村里本来就有排演过传统京剧的票友队伍，村支书看我们有这般才艺决定在春节前排演全本京剧《红灯记》，于是庆信拉京胡，我弹月琴，两位女生分别饰演李铁梅和李奶奶，村里的票友分别饰演其他角色，正月里一台大戏在村里正儿八经地上演了。由于主要女演员的扮相俊美且唱得字正腔圆，庆信的京胡领弦硬实，演出效果空前良好。接著我们应邀到邻村演出，忙活得春节都不能回家团圆。 十几里之外的背眼村插队知青洪敬，板胡拉得炉火纯青，每天晚上在宿舍里自娱自乐苦于无人能和。当他得知议城村有一帮知青会吹拉弹唱消息，即刻携带板胡直奔议城知青组以乐会友。大家都来自同一城市，自然一见如故，“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几支乐曲下来便是琴瑟和鸣，加上女声独唱更是珠联璧合。洪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后难隔十天八日，他就会在收工后或骑车或步行赶到议城村，大家欢畅地奏唱一场他再连夜返回。痴迷程度如同初恋中的情侣关系，难怪洪敬所在知青组的人都以为他在议城找到了恋人。 其实我们几个人都像恋爱中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大家能在一起。这时适逢昆崳山水库工程开工，全公社每个村都要派工。洪敬、庆信和我闻讯后主动向所在生产队申请，要求作为民工出征水库工地。我们仨终于实现了愿望，在水库工地的大宿舍里集聚了。从此工地宿舍所在地山谷里的夜晚也响起了悠扬的丝竹声。 在水库工地上，洪敬听说本公社旺格村有位会拉小提琴的青岛回乡知青，便专程赶路十几里去旺格村，经过打听找到那位名叫鞠良的同龄人。鞠良自幼受过系统训练，小提琴拉得颇有功底。洪敬邀他与我们相识，大家爱好相同又谈吐投机很快成为朋友。不久他又将本村另一位拉小提琴的青岛回乡知青金城引见给我们，从而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小乐队和情趣相投的朋友圈，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音乐生涯。 当时全国各级广播电台上播放的文艺节目除了样板戏就是歌颂领袖之类的文革歌曲。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文革前流行的曲谱，多是些抒情风格的民乐和民歌，包括苏联等外国民歌，旋律优美情调高雅。演奏演唱过程我们往往自我陶醉，加上前来围观捧场的村民们阵阵掌声和叫好声，使我们在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的同时，也感受到的生活的美好。 每次音乐派对结束曲终人不散，朋友间交流刚开始。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洪敬爱讲惊悚故事，鞠良擅长幽默表演，大家有说有笑忘记了疲劳和烦恼，不觉已是半夜三更。不论相聚多长时间分别时仍然依依不舍甚至伤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相聚一次确实不容易，大家在不同住处，身边没有电话，公路上没有客运汽车。想联系的唯一办法是发起方直接去找另一方，然后再一起去找第三方。交通工具主要靠双腿，偶尔借用村民的自行车。聚会时间更宝贵，一般在傍晚放工后出发，半夜后返回。我们有时也放肆一把，乾脆请假过一天癮。 洪敬经常作为聚会的发起人。有一天清晨他先找到我与庆信，然后一起赶到旺格村时已过上工时间，我们打听不到鞠良所在生产队干活的地点，只好漫山遍野去找，辗转半个上午，终于在有一群人干活的地里看到正在抡橛头的鞠良。我们地头上高喊他的名字，他闻声转身一看怔了一下，接著像在沙漠里发现甘泉一样，立即丢掉了手中的工具，不顾一切朝我们飞奔而来，顾不得擦乾脸上的汗水和泪水拖著我们往家走。 鞠良和金城都属于从城里回到原籍插队落户，他们的家房子虽然破旧简陋却有家庭气息，我们喜欢到这里不仅能在这尽情地玩，还能吃到久违的家常饭。尤其热情好客的金城父母，自己并不宽裕却总会盛情留下我们，倾其所有为这群飢肠轆轆的青年人做饭。欢乐的精神会餐后再能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议城知青组是小乐队发源地，一半成员都在这里，人员集聚起来相对方便些。知青组的其他成员大多都很支持我们的活动，需要留宿时他们会主动地调整腾出舖位，因此这里逐渐成为我们聚会的主要基地。没料到知青队伍里也是人心叵测，本组的一位男同胞与我们无冤无仇却在暗布杀机——他向县知青办公室告密说：一群知青经常聚众散布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知青办主任以敏感的阶级斗争觉悟进驻知青组，调查一番便召集全组知青开会，说小乐队是在宣传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腐朽思想，是资产阶级文化争夺青年的典型事件。他拿出几张写满字迹的纸，上面有什么“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之类，那是我根据几个人回忆记下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词，用完后放在床褥子下面，却被那位老兄翻出来当作证据，这种告密的险恶令我们不寒而慄。我们几个人被责令做深刻反省并写出检讨，折腾了十几天最后才被放过。 我们身负的污水不久被所在公社(乡)党委书记给洗刷。这位略带书卷气的书记得知有这样一支知青小乐队后很感兴趣，1971年夏收之前，他决定调我们到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演出，为进入夏收夏种的农村干部加油打气。我们一行8人的小乐队被集中到公社管委驻地葛家村排练，并增加了两位弹拨乐器的回乡女知青。我们从官方公布的五首陕北革命歌曲选择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三首，加上歌颂领袖歌颂祖国之类的歌曲和器乐曲，凑成四十多分钟的节目，经过十几天排练，最后亮相于公社礼堂舞台上。演出安排在干部大会讲话结束后，礼堂里除了开会的干部，里里外外站满看演出的人们。我们不负众望，将每个曲目演绎得完美无缺。尤其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明亮的竹笛为前奏，以高亢的板胡为间奏，以浑厚温和的小提琴、二胡、琵琶等演奏主旋律，加上清脆委婉的女声演唱，将演出推向了高潮。 在公社管委驻地从排练到演出的十几天，是小乐队生涯的黄金时光。我们脱离了最初级劳动和最低廉饮食，不用披星载月跋山涉水就能聚到一起且能朝夕相处，而且能以音乐为主业，这是我们许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生存状态。那些天我们觉得好像生活在美梦中，生怕从梦中回到现实，还梦想公社能保留这个挣工分的小乐队，或者以后经常有这样的演出任务。但美梦最终还是破灭，演出结束后我们还是各自回到生活原点，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舞台上。 小乐队排练期间我们意外的收获是增添了一位新朋友——葛家知青组的发祥。我与他水库工地上有过一面之识，便被他气宇轩昂的魅力吸引，早想与其结交却难相逢。这次小乐队临时驻地与他所在知青组宿舍很近，使我有机会登门拜访。发祥大我三岁，一交谈便显出思想成熟语言机智，两人聊上几句就感到相见恨晚。之后我把发祥介绍给小乐队的朋友，大家一见都很投缘，从而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演出活动虽然没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引起公社党委对知青的重视，几天后公社党委召开了为期两天全体知青大会，党委书记到场讲话，还表扬了我们小乐队能够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对知青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见面和聚会的机会，我们和发祥再次相聚格外高兴。第二天会议结束，一位知青朋友随身带了照相机，要给大家摄影留念。这时我发现公社管委门前的一大片麦田里，饱满的麦穗在阳光下金灿灿闪光，微风吹来呈现出层层麦浪颇有画面感，就提议要在麦田里留影。于是我拉著发祥与洪敬、庆信一起走进麦田，摄影者适时抓拍，留下了这幅珍贵的照片。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