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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曹继岭与AUT的学生们在一起
在Aotea广场斜对面，奥克兰理工大学(AUT)楼前，一些打扮入时、摆弄著新款iPhone的学生议论著“考鸭”(雅思考试)和拿下学位后怎么离开“绵羊国”。他们可能不会知道，不远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老前辈曾付出怎样的艰辛努力追寻梦想。 10月8日，AUT数学科学系主任曹继岭教授做了一场题为“科学的女皇和她的奴隶们”的公开演讲——AUT的所有教授都得在上任一至二年内向普通大众讲述自己的研究，要在一小时里，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深奥的学术问题，并且始终吸引听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人以为数学是一门难学的课程，与生活毫不相干。事实上，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从算出你得在午餐上花多少钱，到如何计算银行利息，再到科学和工程领域……”曹教授生动地告诉大家，数学就像女皇一样统领著科学，同时也像僕人一样服务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学科学系所在的设计与创造技术学院院长Desna Jury教授说：“曹继岭教授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出色的榜样。他在学术研究和领导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为那些有天赋和抱负的数学学子们照亮了前途……曹教授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学生，他们受到他的启发，在今日世界里数学原理无处不在，至关重要，虽然这一点被新技术所掩盖。曹教授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那就是：资质再加上激情和勤奋能够把一个人带至象牙塔的顶峰。” “刷漆”与“砌砖” 近日，曹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作为新西兰的优秀数学家之一，在学术研究之外，他还要指导博士生，领导数学学科的发展，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 曹教授指出，新西兰社会对数学普遍不够重视，很多地方中小学数学师资短缺。自从2004年教育改革后，数学的评价体系也改了。他生动地说，新西兰的数学教育是“刷油漆”，而中国则是在“砌砖”。 受过中国教育的人都知道，中国数学教学循序渐进，老师不厌其烦地讲解，学生一遍遍地做题。这种“题海战术”虽饱受詬病，但也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在新西兰，老师们不会直接告诉学生答案，鼓励学生自己想出解决办法。这么做的确能调动部分爱好数学的学生的积极性，可有时，学生们久久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曹教授分析说，新西兰的数学教学在中学和大学把很多知识点都讲了，但每一阶段都是点到为止，然后在下一阶段花很多时间去重温上一阶段的知识，好像是在一遍一遍地“刷漆”。等到了大学，他们发现很多学生连基础知识都没掌握，还得重头补课。 现在很多华人家长送孩子补习数学，曹教授觉得这是件好事，但他也提醒大家，不要回到“分数至上”的老路，约束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走上数学之路 每个人一生的轨迹与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而个人的努力也能对你走得多远起重要作用。 倒退50年，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小曹岗村的几百位乡亲们任谁都想不到，村里不但会走出第一个大学生，他还将成为中科院硕士，更将远渡重洋，在一个羊比人多的国家大放异彩。 曹继岭有一兄两姊，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母亲务农。虽然不像别人家早早地就让孩子出工，哪怕领到成年人的一半工分也能补贴家用，他的童年也一样坎坷不平。 从村里到曹岗大队的小学，每天他和同村的孩子们要背著书包单程走约3公里多。他是个倔强的孩子，一次数学没考好，被家里说了一顿，他发愤非要把数学学好。 凡事就怕认真，他很快就不满足于课本内容，把老师的参考书借来，解出一道难题总能带来巨大的成就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乾脆在教室后面用草帘打了个地铺，就著家里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他能把一晚上都用来做题，实在太累了倒头就睡。 这个好学的孩子生逢其时。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农村的年轻人看到了托人招工和当兵之外凭实力走出农村的新出路。1978年，邓小平复出。当年，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到来了”。 不过，最令曹继岭激动不已的，还是《人民文学》杂志1978年第1期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不夸张地说，这篇由徐迟创作的报告文学让数学家陈景润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直到今天，曹教授仍能背出文章里的段落。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那时候媒体都在说，长大了要当个科学家——不像现在，全都是企业家吧，什么马云、奶茶妹妹的。” “天之骄子”、“出国潮” 1982年，曹继岭成了当地第一个大学生，到天津大学读应用数学。他回忆说，在那之前，当地人大都认为让孩子到镇上上高中不值得，反正考不上大学，还得搭进吃住的钱。但他起到了带动效应，那年月，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不但每月有生活费，毕业时更包分配就业。 16岁时，曹继岭曾坐过一次火车，跟南阳区教育局领导和其他同学一起去洛阳参加全国数学竞赛。他得了三等奖，一台珍贵的半导体收音机。到天津上大学，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 那时班里来自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同学跟他们这些农村孩子相处得很好。曹继岭因为在高中就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一到大学就当了班长，一当就是四年，毕业时更是以优异的成绩成为班里唯一的保送研究生，参加天津大学和中科院的联合硕士培养项目。 1989年硕士毕业时，他又赶上了另一次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下海经商和出国潮。 那时，大批下海经商的人迅速致富，北京的中关村成了创收一条街，天津大学附近的街上，几乎每个系都打出了公司招牌，报上整天都是“脑体倒掛”一类的名词。 毕业后，曹继岭回到母校天津大学当讲师，一个月只有70多元的工资，住在拥挤的宿舍楼。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商品房一说。看到学校四五十岁的教授们才能等到小两居，曹继岭知道，等单位分房必须耐心。 他回忆说：“旧体制下你看不到出路，但又不想放弃学术下海经商，出国就成了条出路。” 出国路漫漫 那些年，他们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申请出国上。托福、GRE等的报名费、资料费、向国外大学寄申请材料，在在都要花钱。 那时他最重要的家当一是一台打字机，再就是一部双卡收录机。他把3万多字的《英汉小字典》整本背了下来，做成卡片塞进防寒服，绕著天津大学校园内的湖边一圈圈转着背着。 他还记得参加GRE考试出来，一位大概没考好的小伙子一下就瘫倒了，女朋友在旁边一直安慰他。“那个时候，出国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感觉。” 1993年，在一次国际数学会议上做报告时，曹继岭遇到了一位来自奥克兰大学的数学教授，之前他就读过这位教授的论文。一番畅谈后，教授提出，可以帮他联系到奥大读博士。 虽然曹继岭主要向欧美大学递申请，但新西兰当时的移民政策更吸引人。从1991年起，新西兰实行了打分移民制。有了教授的支持信和奥大数学系主任请他当助教的信，曹继岭顺利获得PR身份。 但是办护照时却出了问题。天津市公安局的人说，没听说过谁一下子就拿到外国的定居签证。还问他，要是人家忽然变卦了，你怎么回来呀? 这一拖就是一年，直到1994年6月，曹继岭才终于抵达奥克兰。 走下飞机，他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农村”，在如今的麦当劳和大超市所在地，众多牛羊正埋头吃草。奥克兰寸土寸金的王子码头那时也不过是块空地。 难怪国内的朋友问他：“你到岛上干嘛去了?那么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开阔眼界 曹继岭说，在奥大求学期间，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国际著名数学家，这回“可见到真人了”。对于做学术的人，能接触到国际最先进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 从硕士时代起，他就在纯数学领域越走越远，相比应用数学，纯数学需要更扎实的理论修养和更严格的逻辑推理能力。 一天，他在奥大图书馆看到日本杂志上一位希腊数学家提出的几个问题，感到他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坐公交回家的路上，这些问题一直縈绕不去。到了家门口，忽然想出了答案。一转身，他又赶回大学，一直工作到半夜，终于演算出了答案。 凭著这样的踏实苦干，1999年曹继岭在拓扑学领域的博士论文荣获奥大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大奖。 2006年，他来到AUT工作，并于2013年9月晋陞为正教授，今年1月，又成为数学科学系主任。 大众与精英 曹教授说，中国目前实行的高考仍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虽然中小学数理化课程难度很高，但客观上起到了普及数学与科学知识的作用。 “如果大家都不学数学，一个国家的科技不可能发达。不能说将来只需要30个人继续研究数学，你现在就只教30个人学数学。你教了3000个学生，基数大了，就能找到更出色的人才。” 去年，有3万多不同年龄的中国学生来到新西兰。仅在AUT，就有200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攻读商学学士。 曹教授认为，现在已经不是那种不擅社交的书呆子的时代，除了技术技能，一个人也需要软技能：组织、社交、表达、沟通等。 他提醒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们的家境比早年的中国留学生好得多，但一定要多与当地人沟通，走出华人圈子，才能实现自己和家人的梦想。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