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结束，国家党以绝对优势获得执政权。但是对于华社却是悲喜交加，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博士继续连任，而上届工党国会议员霍建强却无缘本届国会，华裔国会议员仅剩一名。
　　今年大选，华裔候选人数众多，都竭尽全力。华人参政议政热情空前高涨。但历史往往不那么尽如人意，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叹息。尽管我们知道华社的声音并不仅仅只通过华裔国会议员传递，我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华裔国会议员的数量，但是跟华裔占人口的比例来看，一个华裔议员仍然是太少了。
　　在大选结束后，本报就一些华社民众关心的问题，访问了杨健议员。

　　给自己打个分

　　记者：作为唯一获胜的华裔议员，你给自己这次竞选打多少分?
　　杨议员：我的任务是争取党票，我跑了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在华人小区争取党票，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华人对国家党的支持率本来就高，我们党的政策跟华人的理想很接近。我个人做了一些加固和宣传，如果总分是100分，我给自己打85分。这次有很多志愿者帮助我打电话，散发数据，拜票。有次活动，我找了180多人的华人志愿者。
　　我们开了「新西兰国家党」官方微信。我身边的人都有微信，我觉得我们党也应该开个微信。刚开始是想给总理开一个，我跟总理说的时候，总理非常赞成，后来困难太多，就放弃了。变成「新西兰国家党」微信，这个过程也非常复杂，前后好几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的时候困难重重，这是全球第一个外国的政党微信，腾讯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对待。作为个人开通微信很简单，但是作为一个外国的党团开通微信却非常艰难，中国对于外国党团的管理很严格，也是因为全球首例，都不知道怎样办理。有一段时间党内高层都基本上放弃了，因为很多要求我们做不到，后来我一直在努力，也不断地修改，一些志愿者帮助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记者：有什么要求令你觉得太过复杂?
　　杨议员：他们要求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出一个证明，但是作为政府给一个党派出证明是不合适的。也需要党授权给在中国国内的人具体操作这件事，双方对这个事情都有点拿不准。但最后终于做成了。我们都很高兴，效果很好，关注的人增长很快，接下来我们要考虑怎样维护这个平台，要发布一些独家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而不仅仅是党的政策，也不仅仅是在各种媒体上都能看到的东西。
　　大选的经费有限，通过微信这个社交平台效果非常好，而且是免费的。这是一个趋势。
　　记者：有没有失误之处?
　　杨议员：一定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我也跑过一些选区，敲过门，跟选民们面对面交流，上各种媒体。总的来说，一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没觉得有什么失误。
　　记者：你对其他几位华人候选人的看法?
　　杨议员：我觉得都很卖力，都在为本党努力工作。因为候选人多，也调动了整个华社的积极性。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做法，我个人感觉站得高一些，不要人身攻击是比较好的。
　　记者：大选最激烈的时候，候选人之间被坊间称之为隔空骂战，这对于你们候选人之间的私下交往有影响吗?
　　杨议员：我本人从来没有攻击过某个候选人，我也看到了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一些材料，我认为不应该，但是我也有思想准备，对于从政的人来说这是免不了的，有人建议我以牙还牙，我没有这样做。在政策层面上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人身攻击是不应该的，我想选民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最后的大选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被人身攻击时会很生气吗?
　　杨议员：我没有觉得太生气。从政三年一直有人在骂我，网络匿名的东西很多，被攻击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看到这些东西时首先觉得很遗憾，我觉得这是一个格调的问题，我的团队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也禁止我的团队做任何人身攻击的事情，我觉得保持格调很重要。我对某些人在电台上讲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话私下打电话沟通过，我说讲话要符合事实。包括大选之前一些人操作的网上民调，国家党的支持率很低。我觉得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科学。也有人建议我做类似的民调，我认为没有必要，我们是一个大党，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老百姓心里明白，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我由此产生的担心是，如果我们华裔候选人之间相互攻击，乌烟瘴气，会让我们华社对政治产生反感，让我们的选民反感，这绝对不利于华社良性发展，对华人参政不利，我们应该保持干净的竞选环境。
　　记者：这种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击，只是在华裔小区发生，还是所有的选区都会发生?
　　杨议员：就我了解，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太多的人身攻击。因为这种做法，本身不利于选举。
　　记者：本届大选，人们认为不是国家党有多么好，而是对手太烂，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杨议员：从整体来看，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团队很团结，领袖很有魅力。我们就是要树一个正面的形象，而不是一味地攻击对方。我们的对手，比如说工党，政策不行，团队不行，领导也不行，老百姓没法选你，就会选国家党。

　　关注华裔小区

　　近日，有两件事情牵动着华社，一个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母亲Lucy Knight，受伤后得到华社大量关注和捐款，截止记者发稿，捐款已经达到22万多。另一件事是一位上海的年轻人在奥克兰打工时不幸被树砸成重伤。目前半身瘫痪，刚从植物人状态恢复意识。
　　记者：为什么关注这两件事情?
　　杨议员：被树砸成重伤的这位年轻人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这件事我大选之前就知道，但当时因为担心被认为是作秀，所以一直到大选结束后才去看望他。他的整个医疗费用是ACC负责，房东也把房租降低了。目前他在重症护理室，可以听懂说话，但是自己说不清楚话。这个年轻人这样一辈子怎么办?他们目前对于前途很悲观，今后这个家庭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也会问一下相关的政策，会尽力帮助他们。很多华人在帮助他们，这里体现了华人小区的爱。
　　Lucy Knight的事件，我这几天一直都很关注，Lucy是一个很勇敢的母亲，我本来也想去看望一下Lucy，但是联系以后，她的家人说她目前需要休息，不希望被打扰。这件事情体现了我们华社的爱与力量，我们对于这种比较正面的形象要鼓励与支持。
　　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幸的事件，但是，不幸的事件里反应出了我们华社的正能量。爱、同情、正义的力量。我也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关注这两件事情，希望跟我们华社一起帮助他们。
　　记者：在接下来的3年，你怎样更好地帮助华人。
　　杨议员：我希望更好地跟华社沟通，我可以更勤奋，我的经验也更多，工作也更有效了。从基层的选民到社团，从国会到双边关系，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为大家服务得更好。
　　记者：有人说，人们只是在各种酒会、社团活动上看到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看不到你，你觉得这种说法合适吗?你有可能帮助一个遇到具体困难的华人民众吗?
　　杨议员：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客观。华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的办公室。这3年多，我们接了有2000多个案例。这些案例大小事都有，移民上有问题，找房子等各种各样的案子。小的案子如一个老太太，说她的电费错了，来找我，我替她看，也给她解释。有一个创业移民，因为签证到期，他说希望能在孩子学习结束再回去，我就写信给移民部长帮他延长签证期几个月。还有一位妈妈探亲总被拒签，因为怀疑移民倾向，我了解这个人，便写信替她证明，得到了探亲签证。有个母亲是越南籍华侨，儿子重病，女儿因车祸离世，是一个很可怜的家庭，义工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写封信帮帮这个家庭，让这个孩子去一个好的学区上学。我联系了当地的区议员，给学区的校长写了信，很快就接收了。按照常理我不能写信要求校长招收学区外的孩子，但是这个家庭很特殊，我觉得应该这样帮帮她，应该给这个家庭一些希望。
　　有时候可能帮不了，我不是律师，对于法律的事情不能干涉，也有人希望我写证明信，要我做担保，我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事情我就没法儿帮。有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有些案子太复杂，我没有办法帮，我不能做我不了解的事情。
　　记者：有人认为，华裔议员如同政治花瓶，只是摆设。所以有读者问，过去3年，你有没有在过国会上发言，以及参加过辩论呢?
　　杨议员：当然有过。国会发言是党内统一安排的，谁发言是由党鞭安排。通常一个议案发言是不能超过5分钟。关于辩论，一年里要求每个人参加2次，这个也是党鞭安排的。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国会可以随便发言。

　　政商关系以及个人资产

　　我们都知道中国官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家党这几年有许多员大将不幸中枪落马，遭遇了政治后果。杨议员面对政商关系又该怎么处理?
　　记者：由于华人的商业习惯，政商互动很多，你怎样处理政商关系?黄徐毓芳的前车之鉴会警示你吗?
　　杨议员：还是要自己小心，以我对华人小区的了解，从各方面注意防范。大选之前，的确有人给我们捐一大笔款，不是什么钱都可以要的，根据我得到的信息来源，我觉得不放心，就没有要。我会很小心地处理这些事情，宁可少，不要错。黄徐毓芳的前车之鉴对我肯定有警示。
　　记者：以后跟中国的商务来往会很多，中国人习惯是礼尚往来，你怎么对待这些礼物?不收显得不近情理，可如果收了贵重的礼物，会不会成为受贿?
　　杨议员：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已经发生过。有人按照中国的习惯，拜访我，也送了很贵重的礼物，这是很明显不能收的，一般我当场退还，不能当场退还的，我会通过合适的途径送回去，不给人难堪，同时保持我的原则。
　　有些礼物拿不准价值是多少，我会申报。上届大选后，霍议员曾送了我一幅画，我就申报了，当时还成新闻了：工党国会议员送了国家党国会议员一幅画。
　　总之，谨慎小心就是我的原则。一切都摆在明处。
　　记者：外界传言，你有16套投资房，可否澄清一下你的投资房。
　　杨议员：我从政之前有8套房子，现在是4套，我的房子都是比较低价的，卖掉的4个分别是36万，49万，50万， 70多万。

　　记者：你的年薪可以公布吗?
　　杨议员：当然可以，这都是公开透明的。我去年的年薪是14万多一点，这一届可能会稍微涨一些，到近15万吧。
　　记者：外界认为国家党之所以不愿意征资本利得税，是因为党员们都有很多房产，对吗?
　　杨议员：当然是没有道理的，坦率地说，资本利得税并不能控制房价，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工党想通过征资本利得税控制房价，是不会有效果的。

　　未来3年的打算

　　记者：华人在海外从政，困难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核心人物?
　　杨议员：我们这一代从政，有象征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功能性。我跟你们一样是移民，跟大家很近，如果是二代华裔，他们对当地文化很了解，但是跟我们一代移民的沟通就不够好，等到我们华人在新西兰时间长了，慢慢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二代华人议员或者更能起到作用，将来华裔总理都是有可能产生的。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华人首先要进入国会，有个代表。然后根据我们的特点做事情。目前，我们华裔社团多，事儿也多。华人议员跟其他人相比，要忙碌得多。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我们华人议员在忙些什么。我个人认为，我的作用很大，包括在华社，在中新关系方面。
　　记者：未来这3年的打算?
　　杨议员：作为唯一的华裔国会议员，担子很重，压力也大。以前有两个国会议员，选民们不高兴了还有两个发泄的对象，现在就我一个。但是也有更多的空间，不会太多顾忌党派的问题，加强跟华社的沟通，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的办公室会更忙，目前国会只给配一个助手，以后一定是不够的，我也在考虑寻找志愿者，但是合适的人也不容易寻找，我需要一个诚实、有才的人。我是宁缺毋滥，找不到合适的，宁可没有。
　　国会方面，如果有更好的平台，我会做得更好。目前在等待分配。
　　记者：下一届大选，有没有下选区的打算?
　　杨议员：这是另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下选区很牛，但是不尽然。我如果下一个工党的选区，根本赢不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要进入一个国家党的铁票区，竞争很激烈，通常要等这个选区的议员退了之后，别人才能进入。黄徐毓芳当时参选的是一个新选区。很多选区是党指派人去的。党里有4个人是没有选区的，副总理、议长没有选区，另外两个就是Steven Joyce和我。对我来说，不下选区，争取华人选票是最合适的，如果在铁票区，我能赢，别人也能赢，但是那个人在华社可能不如我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