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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厦2007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亚洲地区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标 1988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第一次在官方话语层面肯定了香港的榜样力量。不过，在大多数内地人眼中，作为榜样的香港可能更多地停留在它曾经的高楼大厦、GDP数据、琳琅满目的商品……至多再加上廉洁高效的行政、执法系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现代香港的外表。香港，本质上是一座市民的城市。每年7至9月是香港的颱风季。2014年至今，自然的风暴一直远离维多利亚湾。40年难遇的超级颱风“威马逊”也只是让港岛掛出3号风球，更一扫这个夏天的烦闷。 香港的2014年依旧热闹，但在这一年的端午、五一，内地访港游客首现下降;香港上半年零售业出现了连续5个月负增长，而上一次的负增长还要追溯到九年前，各种议论也多起来。 不过，这对广东道，至少是经常在此派发广告的陈小姐没什么影响。她告诉记者，和路人打招呼依然超过95%的情况要讲普通话，她身边的LV专卖店，工作日也不乏排队的盛况…… 广东道所在的尖沙咀是香港主要的娱乐、文艺、旅游及购物区，也是香港多元文化交融的象征之地之一。而发生幼童便溺事件的旺角与此算不上远，地铁仅三站。 17年里，往来超乎想像的频密，难免有磕磕碰碰。在九龙仓集团副董事长周安桥看来，冲突背后是陆港两地已成大势的融合，有了磕碰，解决就是，有讨论总是比没讨论好。 “in the between(处在中间)” 在全球最大的60个经济体中，香港的全球化指数长期位列前茅。晨鷺是来自内地的见证者之一。 晨鷺在厦门出生、长大，在美国念大学，进入一家美国大企业，然后被公司外派到香港。如果她最后决定在香港落地，那么这就是一条今天最高大上的内地人移民香港的路径。 晨鷺这一代落地香港比她的父辈、祖辈要体面得多。内地大规模移民香港历史上大致有四次。19世纪中叶，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时，广东、福建人以及外国人成为这里的第一批移民。抗战期间，58万人携中原文化冲入香港，而当时的本港人口不过百万。国共内战时期，香港又一口气容纳130万移民。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前的十多年。 在包容同根生的内地人的同时，香港几乎也对世界敞开了大门。 晨鷺的公司在中环交易广场33楼，她老板是印度人，同事有本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语言是英语……香港的工作体验对已经很国际化的她仍然是颠覆性的，她说，“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个城市如此之国际化”，香港是“in the between”，既不完全中国化，又不完全西化。“不同观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化，都被它自然地包容著。” 你能想像上万外佣每个周末在中环聚会，在免费公园和街头聚首，行色匆匆或黑发、或金发的人们从他们身边绕过。这让晨鷺叹为观止，“大家把它当作一个现象，觉得本该如此”。 如果要定义香港自由自在与多元包容，重庆大厦是一张合适的名片。 在夏日的暮色里，在霓虹灯闪烁的光影中，重庆大厦充满了不合调。一眼望去彷彿内地机关大楼，门口却是穿著宽松T恤和大号牛仔裤的印度大汉，大楼里昏暗走道上掛著简陋的招牌，空气中混杂著异域香料气息，店舖放著台湾女歌手的情歌，中亚男人推著婴儿车跟香港老板用蹩脚的粤语讨价还价，猎奇的内地游客在门口换港币，底层的窗户玻璃上贴著“台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特快匯款”。餐馆、商店、旅店、美容美发乃至性服务，鱼龙混杂…… 据重庆大厦立案法团主席林惠龙介绍，重庆大厦日常会有超过100个国籍的居住者。重庆大厦真实地述说著香港移民城市的基因、绵密复杂的人口构成。 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曾在香港政府施政报告中写道：香港人在不知不觉间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城市，也塑造了这个城市的性格，我们崇尚自由，尊重法制，要公平，有公益，爱廉洁，多元包容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所在。 “有人在这里吃了五代” 周安桥觉得，香港的特质和它延续超过百年的以商治港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从港英时代起直至今天，香港相当一部分公共职务是由公司人担任的，他们不为公司干活却可以继续领著薪水，而企业还会全力支持。 对商业的推崇，成就了香港众多传承超过半个世纪的公司企业，这在华人社会殊为难得。走在香港街头，很可能不经意间走进的一家铺面就经历了几代人。 位于中环史丹利街24号的陆羽茶室，就是一个。茶室总经理郑冠英说，他是2006年到这里的，那一年这家岭南风格茶室已经经营了73年。 在熙攘的中环、熙攘的人流中，陆羽茶室就像是一个静謐的小型博物馆。室内的装修80年未变——清式椅子、西式大钟、中国书画、意大利的琉璃玻璃，所有的摆设仍沿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老广州的风格，连点菜单都是细薄柔软的宣纸印著“杏汁鲜奶盖”。即使在日据时期，茶室依然艰难营业。战乱时，茶室晚市会小心翼翼地垂下布帘遮住光线，避免成为轰炸的目标。 也许城市人情世故的交织，本地人格外喜欢来此饮茶。郑冠英介绍说，熟客占了八成，“有的人在这里吃五代，爷爷带著他来，他再带他的孙辈来”。现在也时常会有内地游客慕名而来。 在内地酒店餐饮业大发展阶段，郑冠英也和诸多香港经理人一样北上。他在内地酒店行业做了10年，最后还是选择回去。他说，“我还是要在香港。” 郑冠英告诉记者，“我在这里算是新人啦。”茶室的伙计在这里平均都工作了二三十年，其中两位更是从1958年干到现在，主厨也从1976年至今干了近四十年。 老伙计甚至成了香港服务业一道风景，他们的专业、敬业和内地更多靚女帅哥却每两三年一换决然不同。 除了老伙计，香港还有不少老物什，比如往来于港岛与九龙的天星小轮，还有横穿八英里港岛的叮叮车。不过，它们可不是建新如旧的所谓老物什。 叮叮车投入运营的时间是1904年。今天的“叮叮”虽然外围装裱著色彩斑斕的现代广告，内部却依然古老与陈旧。转弯的瞬间，轮轨之间的挤压摩擦会让狭长的木质车身发出“刺啦”的乾涩声响，让人在现代城市行走的间隙突然被拉回到这个城市的历史中。上车与下车的简单动作，两个时空转换身份，神奇地在这个城市及其居民身上得到统一。 十多年前，不少香港人选择定居在内地，因为事业甚至家庭都在内地，近些年随著内地一日千里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逐渐回流。而相应的，越来越多在西方留学就业的海归都会把香港列为回归的首选。这成为陆港互动的一个新趋势。 这一代更关心的 从九龙望港岛，入夜后满眼辉煌。曾经内地投资香港的标志性建筑——中银大厦，如今也淹没在毗邻的辉煌中。 灯火中，黄颂焜的公司正忙著赶工，为一些大楼更换节能灯管。因为价格低廉，公司早早就确定了依托内地采购的原则，但这也给他带来不少困惑。 黄颂焜在内地生活多年，但他依然不太理解内地人的商业逻辑——即便已经签了合同，但不到交货最后一刻，仍会改来改去。为此，黄颂焜流失了不少客户。“在香港，所有的事情都是blackandwhite(白纸黑字的)，但在内地这种契约精神还不够。” 商业契约和市场规则是香港作为现代商业城市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夸张地说，现代香港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围绕这个基本要素而构建的。以商治港，使得香港治理具有比较强烈的城市自治的特征。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公共事项上，市民的自发参与率会比较高。比如，香港2013年有一个民调，如果知道有人贪污，你愿意举报吗?结果，回答愿意的超过八成。 香港当然也存在诸如都市冷漠等众多现代城市的通病，不过，香港的病情显然是比较轻的。这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香港的社工和志愿者。 阿业是“深宵夜展工作队”的一名社工。每周有三天，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他会和队友走遍港岛东区和湾仔区，寻找流浪的青少年，和他们聊天交朋友，进而提供生活与工作上的帮助。 与深夜为伴的日子，阿业坚持了11个年头。在阿业看来，每个流连街头的少年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只有在白日的喧闹退去，才会向同样流连街头的他们倾吐。对他来说，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在于对每一个个体的关心和尊重。 在香港，深宵夜展工作队有18支，人数近一百三十人。这只是香港社工的一小部分，在香港，註册社工超过一万人。事实上，香港所有重大的活动都能看到社工的身影。其中当然也包括内地游客最密集的区域。 志愿服务文化已经成为香港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全港超过90%的社会福利由NGO提供，每年服务人次超过9010万人，只要年满6周岁，就可以申请参加志愿者，每七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是志愿者。从服务视障人士的导盲犬协会，到帮助学前特殊儿童的监护者早期教育中心，到为唐氏综合征患者提供帮助的康复协会，香港NGO的触角更伸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内地的许多重大日程都少不了香港NGO以及志愿者的身影。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港招募约400名志愿者，超过7000人报名竞逐。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政府捐款93.5亿港币，香港民间捐款达130亿港币。 2003年，龙应台曾形容香港把“中环价值”当做唯一的价值在坚持。而在阿业看来，香港在经济起飞之后，他这一代香港人不再局限于物质上的满足，对这个城市的核心价值有更深的理解。“老香港人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我们这一代香港人看得不一样，物质只是一部分，现在我们更关心机会平等、自由、社会公益，这些价值我们更加重视。”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