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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来自中国广东中山的新婚夫妇在檳城渡轮码头不远处的周姓桥上拍婚纱照。姓氏桥开始形成于19世纪中期，是华人移民后，以同一个姓氏的宗族乡亲为纽带建立于海上的桥状木屋区。
吉隆坡一家中餐馆门口，老闆如姐在逗自己的孙子玩耍。她全家都是祖籍广东新会的华人
檳城华人大会堂的执行秘书洪森合在办公室看报纸。他身后掛著历届华人大会堂会长的照片
马来西亚檳城的观音庙前，当地华人每逢中国农历初一和十五都习惯来这里上香拜神 对于生活在吉隆坡的阿祖(音)来说，虽然有著一张华人的面孔，说著流利的粤语，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像他的父母一样，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去寺庙上香拜神。他只知道爷爷奶奶那代是从中国沿海来到马来西亚的，但是确切哪个省份，他真不知道。22岁的他在一家房地产销售企业做小职员，周末还要加班——穿著超人动漫服装举牌子销售新楼盘。他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是华人，和他一样，年轻一代都不知道自己的祖辈从何方而来。对他们而言，所谓的中华文化，除了像父母一辈去庙里拜神烧香，就是港台片了。香港影视剧对粤语在马来西亚华人中的普及功不可没。最近猛增的中国客户也让他们开始操练起不那么熟悉的普通话。 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檳城，华人占40%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檳城华人大会堂副会长郑荣兴说，华人在马还是经商为主，不喜欢做公务员：低级公务员工资不高，高层官员又轮不到华人来做。所以大部分华人多是做进出口贸易、餐饮行业等等。 华人在马来西亚一度佔据经济优势。而这一点，也导致了华人与当地的种族衝突。 “开车撞到人，我们会先问是不是马来人，”国会议员、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笑著描述上世纪末的社会状况，“我当时留学回来，发现马来西亚没有阶级认同，只有族群的身份认同。经济利益的认同也没有，因为经济利益都染上了族群的色彩。” 1969年爆发的“5·13”种族衝突与此也有很大关系。马来人的穷困与落后，被公认为“5·13”种族衝突的主要根源。儘管宪法规定了马来人享有特殊地位，但政府的扶持侧重于乡村农业，与华人专注的城镇工商业关系不大。“马来人保持政治优势、华人保持经济优势”，这条马华两族政党独立前夕达成的协议似乎很难构建真正的平衡。 根据官方公佈的数据，共有196人在“5·13”衝突中死亡、439人受伤;死者中143人为华人。 一本名为《马来人的困境》的书，上世纪70年代风靡马来西亚。书中强调，马来人为马来西亚之原住民，因其宽容和不愿衝突的性格，长期屈服于英国殖民者和与其共谋的种族;急需一项反歧视行动来解决华人企业实行霸权主义对马来人造成的危害。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马哈蒂尔。 显然，骚乱并未解决经济上的失衡，这也是马哈蒂尔著作被政府禁止但仍然风靡的原因。马哈蒂尔东山再起之后，连续20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曾不惜冒险印刷、分发该书并深受其影响的安瓦尔随之崛起，成为其臂膀。 马哈蒂尔上台前，“新经济政策”已开始实施。他的上台进一步强化了这套著重维护马来人利益的措施。“新经济政策”提出了1970年到1990年间的目标，计划令马来人等土著提高在第二、第三产业中所佔比重，并使土著、非土著、外资在西马企业股权比重从2.4%、34.3%、63.3%改变为30%、40%、30%。 与之配套的，1976年的《工业协调法》规定，工人25人以上、资本25万马元以上的製造业企业，都必须让土著拥有该企业30%的股份，所僱用工人中，土著应占一半。一些公司发行新股，也被要求让土著获得不少于60%的分配额。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设立各种机构、公司，直接或间接参与工商业活动。这些机构都由马来人主管，并主要僱用马来人。 这不仅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格局——华资股权增长速度、华人资本投资状况、华人在主要行业的就业比重都大幅收缩，也更加深了同一族群的自我认同和不同族群的相互隔阂。 事实上，《工业协调法》一出，就遭到华人普遍反对，导致其门槛被迫不断调高。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早已被捲入了全球化浪潮，国内的族群矛盾很快让位于席捲亚洲的经济危机。 在危机中，安瓦尔与马哈蒂尔反目，领导起反对派人民联盟，与巫统(“巫统”是指当地土著人)领衔的国民阵线对垒，他们不仅意识到族群隔阂对马来西亚发展带来的阻碍，也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族群分化已经鬆动了，”同为反对派领袖的蔡添强判断，“城市的功能之一似乎是不断淡化族群认同，人们没这么重视自己的种族纷争了，开始更多关心全民性的问题。” (选自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