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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六公里” 当“重庆”登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版面的同时，它也成为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一书的开篇。 “落脚城市”(arrival city)是作者创造的新词——乡村移民进入城市前的落脚地。为了成为城里人，他们奋斗在这些位於城市边缘或中心的“飞地”。2010年起，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记者站站长桑德斯走访五大洲二十多个乡村移民社区，完成了这部纪实作品。 桑德斯成长於多伦多一个城中村社区，许多邻居的祖辈来自中国、越南、葡萄牙、希腊等地的贫困农民家庭。这些外来移民常常是一家几代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从借钱开一间小店舖开始立足发展。政府并没有强行拆除这些看上去不怎麽体面的小店，也没有“户口”限制，任其自由生长。移民挣来的钱一部分扩张店面、购买房屋，一部分寄回老家，剩下的投入下一代教育。渐渐地，这个城中村通过自身“造血”，融为城市的一部分。 “我逐渐明白，这个贫困移民社区的模式，就是改善我周围人们生活的一种机制。”2012年4月，桑德斯在上海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在重庆，桑德斯进行了一个月的研究。当地官员向他描绘了许多蓝图：从2010年起：未来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解决100万到200万人的居住问题;陆续引入300万农民工进城给予重庆户口，让他们成为“城里人”。 当桑德斯把目光聚焦到重庆市南岸区一个名叫“六公里”的城中村时，他发现政策和现实并不一致：这里的外来人口大部分没有获得重庆户口，一家三口、五口挤在十来平方米、条件简陋的租屋里。 “六公里”由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命名，它位於“抗日生命线”滇缅国际公路或称“史迪威公路”上，因距离物资运抵码头海棠溪车渡码头六公里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六公里”是国民党军队弹药库所在地，1949年後，它是有70人的小村落，如今已和附近几个村子连成一个有20万人口的聚居区。 在桑德斯眼中“六公里”的居住者分为三类：当地农民，他们将村里的土地变成非农业用地，是最早把“六公里”变成城中村的人;“成功者”，经过多年打拼，跻身“有钱人”行列，在重庆买了房子，有了城市身份，这类人在“六公里”是少数;更多的是“失意者”，无法进入城市，也回不去故乡农村，在脏乱差的租屋里过着贫困潦倒、家庭离散的生活，“他们还要面临暴力拆迁，依然没有落脚之处”。 来自重庆市规划局的数据显示，在重庆像“六公里”一样面临改造的城中村有55个。桑德斯说：“城中村被许多爱面子的政府视为毒瘤，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落脚城市》则更强调城中村的动态发展过程。落脚城市可能是经济与文化繁荣的诞生地，也可能是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哪条路，取决於我们自己。” 穷一代还是穷二代 “畜栏里有几只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位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後背一只布袋。”《落脚城市》中，昔日的村庄“六公里”像首田园诗。背布袋的老人叫徐钦全，是“六公里”的原住民，乡村生活对他而言并不浪漫，那意味着贫穷和饥荒。他是第一批主动抛弃“田园”的人。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徐钦全是村里第一个提出把村中土地变为非农业用地的，村民们意见一致。“六公里”成为农村居民进入重庆城区的“中转站”。 徐钦全很快成为“六公里”城市化的受益者，他盖起几座二三层楼房，出租给不断涌入城市的打工者。靠着租房收入，徐钦全成了“富人”，他买下了好几套公寓，其中一套的市值超过7.5万美元(2007年)。 农民辛广全和妻子都不识字，他们刚到“六公里”时，在建筑工地打地铺。十年时间，辛广全从建筑工人做起，直到自组施工队当老板，成功在重庆立足，还与人合夥在“六公里”对街建了三幢十层高的公寓楼，取名“国民新村”。“国民新村”部分出租给新来的乡村移民赚租金，辛广全称他们为“农民”，称自己为“我们城里人”。他要迅速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线。 辛广全的故事在“六公里”只是个案，大多数时候，桑德斯见到的都是失意者。他们的经历大致相似：一家人挤在巴掌大的空间里，每五天能吃上一顿肉，咬牙攒下微薄的积蓄，很难买上一套自己的房子。因为不舍得花钱乘公交车，他们甚至从未去过重庆市中心。 濮军是从四川农村水林来重庆打工的农民，“六公里”的又一位外来者。他在重庆一家变压器厂做技师，有技术有经验，本不难在城市立足，但父亲得了怪病，家里积蓄几乎都用来给父亲治病——像他这样的流动人口，享受不了城市的医疗、福利政策，一切只能自掏腰包。妻子原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因不堪生活重负，与濮军离婚。 濮军的两个孩子跟着奶奶住在老家。老家紧挨汶川，濮军每月大部分的收入都寄回了家——村子里的居民结构和经济来源基本都和濮家一样。靠着这笔钱，父母将茅草屋改建成煤渣砖造屋，安然挺过了汶川地震。 在水林，桑德斯见到了濮军的母亲，濮家拿出他们存着舍不得吃的鸡蛋款待桑德斯。母亲说，只要濮军在城里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她随时愿意放弃家族居住百年的水林。 采访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六公里”的一对夫妇原本有很好的故事：二人在一家生产摩托车零部件的工厂工作，通过努力，他们攒钱在城里买下一套新公寓，搬离了城中村，并花高价让孩子进入城里的小学读书。妻子非常愿意接受桑德斯的采访，邀请他在他们搬家那天去家里坐坐，拍点照片。但丈夫非常抵触，“他认为如果接受我们的采访，被地方官员看到，他们可能会失去公寓并且受到伤害”。虽然“伤害”不太可能发生，但桑德斯还是理解，放弃了采访。 桑德斯认为，这对夫妻的孩子是外来者下一代中的幸运儿，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让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变得很难，他们很容易因此变成“穷二代”。 2009年起，深圳开始了大规模的城中村拆迁，岗厦、蔡屋围、大冲等外来打工者聚集区夷为平地，为CBD让路。桑德斯的西方同行喜欢调查诸如“苹果代工厂是不是血汗工厂”这类涉及打工者工作环境的话题，他关心的则是打工者的生活状况。 工厂女工姜淑芳来自广西农村，她的男友则来自湖南农村，两人都是深圳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两人月薪加在一起不到两千元。他们相识两年，准备结婚，但并不打算住在一起，而是分别与男、女工友住在六人一间的宿舍里。她告诉桑德斯，“住宿舍便宜得多，如果出去租房，就绝对存不了钱。” “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亿人，每年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人遭到拆除行动的影响。”桑德斯告诉记者。 拆迁过後，数以百万的打工者回流到内陆城市，深圳不得不提高基本工资吸引劳动力。深圳的成衣制造业订单被其他工资低廉的城市夺走。 大多数时候，桑德斯只是告诉人们各地城中村里发生了什麽，而没有深究为什麽发生。他告诉记者，写重庆和深圳，并不是为了解释中国的城市化，他想告诉人们：遇到这些问题的不止你自己。城市化是影响全球四分之三国家的世界性难题。 令桑德斯意外的是，他在中国的调研没有遇到任何来自官方的限制，他也从没有经历任何危险。“一些你原本以为很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却很简单。” 赋权还是强拆 走访伊朗、孟加拉、土耳其等地的乡村移民社区时，桑德斯看到了许多与中国城中村类似的故事。土耳其和中国开始是一样的，但後来发展不同。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盖奇康都”，他停下来开始为期两年的深入调查。这是他心中转型成功的落脚城市。乡村移民萨布里‧柯席吉特1970年代从土耳其中部乡下来到伊斯坦布尔，他的第一个落脚之地就是盖奇康都(gecekondu)。这是个受城里人歧视的地名，由土耳其语的“夜晚(gece)”与“到达(kondu)”拼成。这座城中村位於伊斯坦布尔长途客运站“後宫”附近，车站每天吞吐大量来自乡村的打工者，这里是他们天然的“落脚城市”。 柯席吉特和许多外来移民一起，在“只有树木、岩石、沙土、垃圾”的荒地上搭建临时居所，红砖墙壁涂上泥巴，装上简易门窗，再盖上铁皮屋顶。1970年代，大规模占用荒废的城市土地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 当地政府担心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外来移民会挤占城市居民的自来水、下水道等公共资源，警方派出大队人马，头戴白色头盔，身穿防弹背心，手持枪械，开动装甲车和推土机，暴力拆除这些临时建筑。拆迁进行了一整天，12名居民丧生，数十人受伤住院。但盖奇康都并没有因为拆迁而变得安宁，这里时有流血冲突，黑社会、卖淫、毒品、种族敌对情绪肆意滋生。 1980年初，土耳其军方发动第三次政变，居民外出都必须携带身份证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戛然而止。柯席吉特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和煽动移民闹事被捕入狱，一待五年。 五年後，柯席吉特出狱，盖奇康都的命运却发生了大逆转。“建筑大了许多，漆着鲜艳的颜色，人行道上的商业活动繁忙不已。”他向桑德斯回忆。新上任的执政者对盖奇康都的占地居民给予特赦，不仅使他们转为合法纳税人，还让他们拥有了所建房屋和其下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这让原本缺乏安全感，与城市居民严重对立的外来移民变成了不动产所有权人，而且与经济体系利害相关了。”桑德斯说。 新政府还拨出大量预算为获得合法地位的城中村建设学校、路网、自来水、室内厕所、电力等基础设施。盖奇康都的外来移民得到了身份认同，生活条件也极大改善。依靠出租房屋，柯席吉特获得第一桶金，从餐馆小生意做起，逐步成长为城市里的富有阶层。 “接纳外来移民使得盖奇康都这种原本为了『自助生存』而建立的『代用城市』变成了如假包换的大城市。”一位土耳其观察家写道。 “我从前认为全家人带上全部行李家当前往城市就是城市化，这是一个极为幼稚的想法。同样，如果施政者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只会加速社会矛盾，让城中村问题恶化。”桑德斯说。 (本文选自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