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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时，他去看望唐长根。那时，老唐戴着呼吸机，烦躁地躺在床上。老唐肺癌已到晚期，而医保卡里的3万块报销额度早就用光了。那个下午，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愤愤不平地讲述四处求助均被拒绝的遭遇。但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末了，他掏出一件衬衣。 吴祥志愣住了——衬衣被染过似的，满是大片大片的血迹。“那是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说。从新疆退休回来後，他住在了母亲家。不久，母亲病逝，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他。这是兄弟反目的开端。为房子今後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大打出手，直到遍体鳞伤的老唐被送进医院。老唐盯着血衣，往事就像家中那些腐朽的空气，充斥在回忆中。沉默了许久，他冷冷地说：“亲兄弟。” 35天後，老唐死了。 开追悼会那天，天色骤变，上海下起了大雨。吴祥志带着几十位老人一同为老唐送行。他们并不认识老唐，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标签：上海知青。 他们都是1963-1966年间，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分之一。那时，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依旧动荡贫穷。而被视为道德堕落之所的城市，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被剩余出来，无法被计划到就业和升学中去。在浪漫的乡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策动之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10万上海知青进疆的成功，拉开了此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随着运动的破产，这10万知青，有一万多名顺利回到了故乡，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或滞留上海，退休回城，为户口为晚年保障，长年累月地奔波。 去年上半年，老唐还是奔波群体中的一员。吴祥志眼前闪现他的身影，彷佛那才是昨天的事情。 吴祥志满脸沧桑，表情倔强，像悬崖边上弯曲的树。2007年，他60岁，按照政策，终於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然而，2003年随退休的妻子回城时，户口问题就开始成为他的困扰。当时，上海中心城区的老家正在动迁，如果户口顺利迁入，他将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为赔偿。嫂子提出，必须交20万，才能入户。随着房价猛涨，要价又开到了50万。 亲情在利益面前撕开了不堪的面目。他试图向嫂子说情——三十多年前，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去的”，嫂子并不领情;他又去街道反映情况，“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愿管。就这样，他只能在上海打工，租房子，四处讨说法。 在上海，他“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几年後，他找到了知青群体，终於有了归属感。他还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谁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问金;谁死了，他组织追悼会、送花圈…… 这些年里，他似乎习惯了悲伤，“今天还一起参加追悼会，过几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对象。”他看着当年前赴後继踏上通往新疆火车的少年们，如今前赴後继地死去，彷佛看着自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被悄然带走。 为什麽要回上海?这成了他经常追问自己的问题。 而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新疆总到梦里造访：熟悉的道路，地里的劳作，和妻子缝制裤子的场景……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们共同的梦境。 在韦木英的梦里，新疆化身为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里摘个不停。 在谢虎礼的梦里，他总是手扶独轮车，在荒地上推来推去。怅然四顾，发现到处是茫茫戈壁滩。心恍惚着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麽，怎麽又到了新疆?原来，回上海只是一场梦……“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 谢虎礼拍拍胸脯，一遍遍确认自己的身份，尽管过去十多年里，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为“新疆”。 1964年，他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童话来到新疆，却看到满目的荒芜。第一个除夕夜，他们啃馍馍，喝白菜汤。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唱起了几十年前被卖到日本纱厂当童工的小珍珠的命运：“妈妈啊!我哪天不在想着你，我有多少苦楚要对你讲。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到今朝盼着妈妈你到上海，妈妈啊!赶快救我出火坑!”随即，整团的知青哭成一片。 “小林，你要听我唱小珍珠麽?”这天，在老知青韦木英的小房子里，微醺的谢虎礼闭着眼睛再次唱这首沪剧，韦木英轻轻附和着。阳光穿过石库门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们脸上，韦木英哭了起来。相比起故乡的亲人，他们更喜欢呆在知青群里。他们随意串门，一块吃饭喝酒，不需要客套，不需要言语，自在而亲切，随时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别的安慰。 在上海，谢虎礼始终有一种不愿承认的隔阂感。当他大口喝酒时，他会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忆起新疆，却永远逃不出这样的词语：忍饥挨冻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劳累，夏天开荒时成千上万的大蚊子…… 1980年一个礼拜天，谢虎礼得知了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消息，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激荡着逃离的冲动。到了傍晚，他敲响大钟，“上海知青托儿所集合了”，他大喊。他把返城的消息广而告之，大家最终决定，选出5名代表到各团各连串联。 当晚，谢虎礼几人拦了拖拉机，一路颠簸七十多公里，从塔里木河北岸一直开到了终点塔河南岸。黑夜里，他偶遇了知青欧阳琏，两人一拍即合。此前，欧阳琏和其他知青已经为回城上访多次。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塔河两岸宣传回城的决心。 11月初，欧阳琏鼓动成千上万知青集结到阿克苏城区，但阿克苏地委不愿意对话。11月23日开始，他们绝食了近一百小时，直到欧阳琏收到电报，被告知中央工作组将会到来。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於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谢虎礼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变卖家产，收拾家当。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从广播上传来：阿克苏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发的户口证全部作废，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谢虎礼一阵绝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躺在地上抽搐。 “当时只想到了死。”醒来後，他暗下决心，一有机会便逃离新疆。 1981年秋，机会终於来了。谢虎礼带着妻子张维敏、两个孩子谢萍和谢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於1974年的龙凤胎，名字寄托了父母朴素的希望——平均。他们希望孩子得到同样的宠爱，享受公平的命运。 回城最初的日子里，谢虎礼一家挤在张维敏哥哥的小房子里，占据着半个房间。谢虎礼从来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间。他成天泡在外面，做着各式小生意：摆康乐球、卖童装。 不幸的是，这一年，国发91号文件的出台几乎阻断了他所有的生路。文件称要“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列出10种规定，把知青们划分为三六九等，除了1.5万人符合规定可以调回上海市区或上海所属的外地农场，其他的“一律动员返回新疆农场”。 谢虎礼夫妇正是属於要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谢虎礼的小摊不断被没收，他在上海街头四处流窜，连大舅子也被停职了。他被告知：谢家什麽时候回新疆，什麽时候恢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这对夫妇的决心，直到有一天，两个孩子从学校被驱逐出来。 1984年，谢虎礼带着一家子，再次踏上开往新疆的列车。车上，他和妻子张维敏听到一声惨叫，随後得知，一个家庭的父亲跳下了火车。3天3夜後，他们抵达新疆。谢虎礼望向窗外，一股绝望之感向他袭来。 “平均”的不平均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他为知青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知青们奔走相告，重燃了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张宝璇向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并要求召开座谈会。知青们纷纷要求回城，至少让子女回到上海。 几十年後，张宝璇回忆起来唏嘘不已，当年被保证不“秋後算账”的带头人，最後都难逃惩罚。多年来，他总结、反思，最终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屡屡呈交行政诉讼状，请求判当年的行政行为为违法的强迫劳动，并给予补偿。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去请愿上访了。 当时，他们的要求在1989年部分实现了：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可回到城里。但知青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1980年代以後，不符合回城规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远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拨有三万多人，他们干到退休，然後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动和新疆脱离关系，选择滞留在上海，成了黑户。 1988年，谢虎礼带着两个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为存退路，张维敏选择继续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谢虎礼和母亲及两个孩子挤在7平方的老房子里。谢君至今都记得，自己整整一周都躲在门後偷窥外面的一切，那种既向往又恐惧的情形。1980初的记忆还困扰着当时的他——那时，他上小学二年级，和姐姐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被展示到众多小朋友面前：这是新疆来的借读生。姐弟俩一听就把头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谢君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画在新疆的房子、房子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随着生活的展开，他确实再也回忆不起新疆的模样。 谢萍对於过去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从房子的结构到老师的姓名到别人看她的眼神。在80年代那些年，她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野蛮人”。一天傍晚，她请新疆回来的同学到家里吃饭，饭桌摆在门口，他们看到肉都特别兴奋。她还记得，姑姑高声对街坊说：他们新疆来的就是奇形怪状。走在路上，她也总低着头，感觉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她觉得，所有的症结都在於，没有上海户口，而她本该是上海人。 转眼间到了1990年，这对龙凤胎16周岁了。按照政策，俩人中的一个可以入上海户口。那时的谢萍想报考美术中专，而报考前提是要有上海户口。老师两次到她家向谢虎礼夸奖她，希望户口能给谢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户口要留给儿子。 那一阵子，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似乎人生也望到了尽头。一个傍晚，回到乱糟糟的家里，她再也不想去马桶间做作业了。她拿起菜刀往手腕一割——幸好菜刀并不锋利，家人立刻扑过来抢救。割腕事件终究是一场小风波，依旧改变不了户口的走向。 旧矛盾未了，谢家又有了新矛盾。谢君报户口，遭到了奶奶的阻拦。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谢虎礼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把柜子都踢烂了，最终才让母亲交出了户口本。 许多年後，支离破碎的亲情仍是谢虎礼难以言说的痛楚。他悲哀又自我安慰地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亲作为资本家被打为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劳改，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领救济金生活。从童年开始，自卑感便如影随形，他从未买得起书包和课本。当他站到台上带领少先队员唱歌时，他发现“下面的红领巾一片鲜红鲜红的，而自己却是淡红淡红的。”都是父亲害的，他想。去新疆後他从未给父亲写信，从未见他一面。少年谢虎礼以父亲为耻，他认为是父亲阻碍了他在新中国变成一个新人;中年谢虎礼不敢恨母亲，却不能原谅母亲阻挠他在新时代进入新生活。 1992年，户口总算对那些滞留在上海的黑户知青开禁了，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写下保证书：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过五六年，他们又得到了每月两三百元的补助，有一年，他们拿到了369元。从此，“369”成了这拨知青的称呼。 谢虎礼也是这一结果的受益人。可向母亲讨要户口时，又是一番争吵，最终谢虎礼以保证书来交换户口本——不参与分房子。此後，这个7平米的屋子充满了紧张。同一屋檐下，母亲和谢虎礼一家分开炉灶做饭。而直到老人去世，谢君未曾叫过她一声奶奶。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反覆上演。而随着岁月的消逝，人们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节。1993年，拥有了户口的谢萍理直气壮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因为户口问题而流产的初恋也已远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读夜校，努力工作，结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谢萍为自己感到幸运。她知道，在她身後，还有三万多知青的子女们，注定要经历更多的挣扎，43岁的陈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两头都是弃儿 1993年，满30年工龄的张维敏从新疆提前退休。几年没见，儿子对她已经有了陌生感。她看到家人上厕所都用草纸，心疼地说，多浪费啊，为什麽不用报纸呢?女儿感到不可以思议，好像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不过，张维敏很快重新适应了这座繁华的都市，她烫发染发，衣服闪闪发亮，成天打麻将。随着谢虎礼攒足了钱，她还住进了新房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年，直到谢虎礼得知，“369”们将和上海退休工人待遇接轨。他对张维敏开玩笑说：我是上海人了，你还是新疆人。 尽管“369”们仍对自己被算少工龄而愤愤不平，但在张维敏来，这却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她的退休工资是一百来块钱，10年间缓慢地往上涨，医疗补助则是工资的3%。而当谢虎礼退休後，他们的门诊报销可以达到90%，住院报销额度的上限是28万。她问丈夫，“这是为什麽呢?你们是逃回来的，我们这一拨却老老实实干到了退休。” 那一年，张维敏去参加知青聚会，她在一张要求提高新疆退休知青社保待遇的“六千人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此後，她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上海办事处上访。当一名官员要求推选代表时，她站了出来。尽管张维敏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严重风湿症……但她从来都是个精力充沛的争先进的人。在青年时代，她屡屡在摘棉花劳动中夺得第一名。她总是天没亮就打着灯往地里出发，一直劳作到晚上才回家。谢虎礼总是教育她，干多干少每天都是一块二，何必那麽积极，他甚至偷偷把闹钟调晚几个小时。 从2003年开始，张维敏就在奔波中——争取医保，争取和“369群体”享受同等待遇。每周三，他们就到政府门口表达诉求。张维敏总是站在人群中央，拿着扩音器喊…… 吴祥志第一次见到张维敏时，她正在代表身後的老人们向政府表达诉求，他觉得她说出了他多年来的心声和委屈。往後，为了他的户口，张维敏奔走相告，五六十人站了出来，到街道讨要说法。他终於获得口头承诺，问题将得到解决。 8年来，张维敏每天忙到深夜。在儿子的记忆中，家里电话响个不停，一听到需要帮助的，张维敏就一瘸一拐地跑出门去。“家里的事她从来不这麽积极。”女儿说。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谈判，知青们的待遇终於有了改善，门诊可以报销了，从40%到75%再到85%。 世博会前夕，张维敏写了公开信，让知青们息访。她写道：“我们不能做破坏国家形象的罪人!我们应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配合政府营造一种清平世界的和谐气氛!任何时候我们个人天大的事都不如国家的事大!” 上海虹口公园。老远就听见欢快的音乐声，老人踏着节奏翩翩起舞，他们身着新疆维吾尔族服装，扭动脖子，轻摆手腕，忘情地转圈，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这是新疆刚运过来的!”张团长伸开手，给记者递来葡萄乾。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办者鼻子下还夹着两撮往上翘的假胡须，笑起来一跳一跳的。每逢周六，张团长都要和其他的老知青群体在这里跳新疆舞。 “都是苦中作乐。”另一位退休归来的知青则说，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却无处申诉。他想，只有等到见马克思的时候，他再慢慢诉说了。 而这样的诉说，送葬人吴祥志已经听得太多，他把这些故事全装在了心里。这几年，他回过两次新疆，看到从前的地窝子变成了一排排新楼，走过的泥泞小路铺成了柏油大道，当年他们住过的房子如今住进了年轻力壮的新工人。 “新疆说欢迎我们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们也不欢迎，我们已经老了。”他说，他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也理解了为什麽自己“两头都是弃儿”——作为异乡人，他对新疆失去了利用价值;作为本土人，他对上海未曾有利用价值。 他要养活自己。可对於未来，他已经没有把握了，那套知青们集体为他争取来的房子，也随着张维敏的被捕变得虚无缥缈。 半年前一个早晨，一群警察走进张维敏的房子，说要找她谈谈。前一晚，她忙到凌晨5点才睡下。丈夫谢虎礼叫醒了她。她迷迷湖湖睁开眼睛，边穿衣服边唠叨着：都8年了，还有什麽好谈的。 此後，家人再也没见过她。2011年12月23日，法院二审宣判，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张维敏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