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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回国时，坐在闺蜜小千家看《我们相爱吧》，乔任梁和徐璐的出现，喂饱了我长期贫瘠的视觉。我那时看著这对活宝般的“情侣”，猜想著，“这么年轻又成功的人，日子肯定过得很快乐吧?” 想不到一年过后，得知乔任梁自杀的消息，这消息以光速传播，让我来不及消化：屏幕上那个有才又阳光，一脸坏笑的帅小伙，怎么会用这样一种方式选择结束人生? 很多说法真真假假，散出来的路上或许已经有了变质的部分，“抑郁症”成为最有根据的解释，这三个字，在我胸腔里来来回回地撞击，这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话题。 重大，是因为寻常，是因为在我们这么多普通人中间，无数人在压抑地受难，他们用力挣扎，渴望一个温暖的去处，却听见别人说“你看起来那么正常，怎么可能患了抑郁症?” (一) 我的母亲一生受抑郁症折磨，这件事我后知后觉。 国外早五十年前就开展了抗抑郁活动，而二十年间我的家乡，鲜有人读心理学专业，几乎找不到正规的心理诊所，更别提那些从不被重视的抑郁症患者们—若听说哪家人心情抑郁，旁人便会自以为是地评判说，“哎，那就是闲的!”或者“谁不都这样，挺一下不就过来了?!” 我二十几年都住在那个北国的城市，在那里不允许有抑郁症的存在，人们安居乐业，衣食无忧，没有人肯相信这世间有一种疾病，会比癌症更难以治癒。 我的母亲就是那种无知环境下的受害者之一。 母亲二十二岁嫁人，二十三岁就生下我，从我记事起她就显露出情绪不稳的一面。 别人的母亲在年轻时就知道用胭脂和衣衫打扮自己，可是我的母亲，却几乎没有时髦的时刻。 现在想来，只有对一切失去指望的女人才会那样生活吧：脸在三十岁时就变成土灰色的，头发缺失光泽，身体发福，她把那一身颜色暗淡的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穿出了一股绝望的味道。 母亲做了几年的家庭主妇，不知是钱太少的日子，还是和父亲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错误，她很少有开心的时候，只用一种随时崩溃的心态来生活，连任何一件喜事都可以联想到最坏的结局。 我的父亲为人开朗，喜爱在酒桌上交朋友，我母亲却极度内向，精神敏感而紧张。 母亲从我出生后的每一个晚上，都用来守在电话前等待父亲的消息—父亲是六点钟必坐在酒桌前的人，常常说著“八点回家”而在十二点后才推开家门，而母亲打起电话来有一种“偏执狂”的气势，即便父亲不接，她也非要一遍遍打过去直到父亲的手机因为没电关了机。 她甚至曾经因为父亲不接电话而带著我在凌晨街头游走，到挨个朋友的家中去找他，那是我几岁时的夏天，街上黑成一片，只闻得到白昼时市场中留下的腐臭，小小的我抓紧自行车后座，从此成为这家庭里无止境争执的见证者。 因为这些与那些，父母经常争吵，想必那时母亲就有了抑郁的征兆，争吵时她最痛恨别人说她“神经病”，父亲在家庭矛盾中总是沉默的好人，然而每到吵架时必定会说一句“你就是个神经病!”这之后一定有一出闹翻天的景象，连邻居都会时常来敲门解围。 记得十岁时夏天的夜晚，父亲照例晚归，失去理智的母亲歇斯底里，她打烂家中数个花盆，掀开父亲所有的伤疤，披散著的头发令她像足了女巫，我的哭喊声夹杂在争吵中，我们原本是应该亲亲热热的一家人啊，却做足了几个小时的敌人。 午夜时分，父亲鼾声响起，我见母亲还没有进卧室，第六感让我睡不著，下了床满屋子去找她。 我在厨房里找到她，那一刻她站在六楼的阳台上，绝望地抽泣著，正准备往楼下跳。 我哭著拥向她，她也马上跌下来抱著我痛哭。 我庆幸自己重新拥有母亲，可也从那一天彻底失去了童年。 (二) 母亲这样的执著没能阻止父亲喝酒的决心，她开始把我当作唯一的指望，却不知道在那十几年间她都成为我最大的牢笼。 她开始为我设立万种期待，并借助暴力实现她的发泄，挨打成为了我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她莫名其妙地对著我发怒，我正坐在写字桌前沉默地读书，突然看见母亲带著凳子砸过来，那四支凳腿全是钢筋材质，我不停地喊著“妈妈我错了”，拚命躲才使得她停下来。 我一头雾水，心受重伤，然而母亲转身趴在床上，睡足了两个钟头，醒来后对我说，“宝宝对不起，妈妈刚才心情太不好了，睡一觉就好了。” 这一件事令我无比费解，母亲记忆力一向很好，这件事她后来却怎样也想不起来，我想那大概是她抑郁最严重的时段，抑郁让她失去了理智与记忆，她一次次打我，表情凶狠，在那一刻她不是母亲，只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亲戚们都知道母亲的状况，很不幸我没有出自书香门第，只成长于市井家庭，好一部分人都缺失同情心，在背后奚落我那可怜的母亲，看足了她的笑话，而母亲的兄弟姊妹无一不担忧著，他们特地找到一家可信的诊所，小心翼翼地把心理医生推荐给她。 可是一个习惯了节衣缩食的妇女怎么会去那种地方，花足够支付一家人一整个月的伙食费去听陌生人分析自己的生活?母亲坚定地认为，那样的花费才是真的“神经病”。 母亲就这样一直挺著，听旁人时不时装腔作势地说“你想开点!别太小心眼!” 她开始睡不著觉，一宿一宿吃大把的安眠药助眠，她变得神经恍惚，喜怒无常，连最亲近的人都无情伤害，后来那些有著奇怪名字的药失去效用，她开始靠喝劣质红酒催眠。 我时常在午夜醒来，看那披头散发的女人咕咚咕咚喝进一整瓶酒，暗暗流著泪，那成为我童年时最害怕的剪影。 (三) 所有人都是家庭的结果，成年后，我发现自己继承了妈的喜怒无常和爸酗酒的毛病。 我酒量奇大，脾气奇差，越不开心就喝越多的酒，喝越多的酒就越不开心。 这两种不良的习惯如同争吵多年的爸妈，它们在我的脑袋里争执不休，而我是那个又醉又不开心的受害者，我也继承了那抑郁的细胞。 刚写字的时候，承受不了过大的工作量，一度崩溃，夜驱车去友人的住处，在路上就已大哭不止，我看著那些对面驶来的车辆，哭到方向盘也握不稳，我没有胆量撞上高速路旁的树，却生出很多“被动去死”的想法：我希望那些迎面而来的车子，能够突然偏离轨道，重重地撞向我，我对这世界曾有过的留恋，也不足以拴住我。 待我抵到朋友家时，还未进门就满脸是泪，“我真的不想活了…你说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她说，“你那么快乐的人，不可能患了抑郁症!”她安慰我，这些情绪的起伏都是“瞎想”，我却在那样的热情下，哭得更凶猛。 原来最难过的不是抑郁的情绪，而是当你抑郁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相信，去理解，去尝试知道，这个平日看起来快乐热情的人，其实有更阴暗的那一面。 有多少热情的旁观者，成了一场疾病的帮凶? (四) 我拿自己的童年怨了母亲很久，却因为这样一件事释怀。 童年时的某天随母亲去外婆家，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的争吵声，那是外公的吼叫还有砸向墙壁的“咚咚”声，母亲阴下脸，转身带著我离开。 我怯怯地问她，“妈妈，那是什么声音?” 母亲平静地说，“那是你姥拿头在撞墙。” 她那时说得如此平静，以至于日后我回想起来竟觉得梦一般。 多年后我开始理解，母亲同我一样，也是家庭的产物，她是一个更不幸的人，带著自己的童年厄运，从此都在重复那些伤痕。 我不禁想起我那脾气暴躁的外公，他时而心情甚好，时而把一个个晚辈憎恶得要死，他一生喜怒无常，没有人知道他的愤怒从何而来。 我记得他在被诊断出糖尿病的晚年，每一天都坚持一个人在烟雾繚绕中度过，医生建议他少吃水果，他偏偏要吃糖分极高的鸭梨，医生建议食素，他偏偏每晚上吃进肚里一斤肉，医生说“不能喝酒”，他偏偏在夜晚时把白酒咂巴得有力。 他走时我还年幼，却记得他的一双眼睛是仇恨人间的，他始终带著他的抑郁，那是他孤独地向死亡走去，而我们都成了沉默的帮凶。 然而我可怜的母亲，就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从孩童长成了母亲。 后来我成年后，她才和我讲起这些事情的始末，她说，“从小就担起家庭的重担，洗衣煮饭，时时挨打，苦得很。”读书时成绩一直优秀，高中毕业后却没能得到好的工作机会，在路上偶遇从前老师的时候，心里自卑，脸颊不自觉抽搐，“从此，就不想去见人了。” 母亲不是不知道自己有抑郁症，她还以为婚姻能成为拯救，谁知道那接下来的岁月，那原本的爱情使得她更加难过，她爱上的只是丈夫的幻想，而自己又没有太多作为，在夫家找不到存在感，从不被重视，明明心有不满，却不敢发泄…那天母亲和我说了很多，我也在撂下电话后哭了很久，像是终于告别一段痛苦的回忆，也像是迎来一段新生。 母亲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串门，逛街，闲八卦，像平常的退休妇女，这是她迟到的欢乐。尽管我只能在南半球遥遥地知道，也安了心。 (五) 自尊心强的人多少都有点抑郁症。 乔任梁的悲剧带来了更多的回忆，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因为网络暴力，因为无法倾诉，因为不被理解，陷进抑郁里久久走不出。 有时候觉得写字的人也挺受苦的，赚钱少，挨著骂，哪一篇文章都不被人放过。 他们说我才疏学浅，说我卖弄学识，说我装腔作势，说我死全家吧。 然而我真的不懂，旁人怎么能期待一个人瞬间努力成仙，写字之初我便已交代立场：普通人家的姑娘，靠自己营生，走过的路都希望和人分享。 从那场抑郁中挣扎出来，我知道自己不能说“那你来写呀!”说了就输了，不是在跟别人的较劲里输了，是自己输给自己了，因为当我顶撞的那一刻，就证明我忘记了，有成倍多的人，还爱著我啊。 我喜欢诺拉·埃夫隆的胸怀，“我不靠别人的喜欢过活。” 抑郁症足够痛苦，更痛苦的是你会因此影响到更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之后，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和真正爱的人结婚，住在一个能给你自由的城市，过那份你觉得不会让自己后悔的生活。多年前以为这是鸡汤，现在只感悟这是真諦。 我一辈子都感激自己从奥克兰逃离到陶朗加，这是一个超脱世俗的城市，大家做事都是“快乐就好”。没有房子，没有婚姻，没有钱，那能怎么样，你今天快乐就好。 久“病”成医，我也总结出几个道理，生活这件事：用力，但别太卖力。 认真，但别太较真。 拿很多时候去乘风破浪，但也不时涎皮赖脸一下。 真的，这人生一年年地活下去，快乐真特么比什么都珍贵。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