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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话的深入，中国当代艺术家和思想者渠岩挥洒自如，话锋机变，火花四现。谈话令人深深感受到他艺术的跳跃、思辨的敏锐、哲学的厚重。虽然时间和篇幅有限，笔者只能择选部分，趣录于此，也许有兴趣的读者借此振发思路，或一窥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思想空间，又或进一步了解渠岩的一个重要侧面——8年之久的著名“许村计划”和中国乡村文化复兴的推动者。 江茹：现在的社会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比如乡村凋敝，城市繁华而冷漠。 渠岩：都在说社会出问题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乡村问题大，但城市问题更大。而城市出问题，根源还是因为乡村出了问题。 江茹：“乡村”对中国而言有这么特殊的意义吗?就全世界而言，城市化不可避免，为什么要强调“乡村”、践行恢复“乡村”?中国不应当城市化吗? 渠岩：西方也好，中国也好，都不可避免城市化进程，这本身也就是一种全球化。但在历史进程中，每个国家的发展方式不同，传统文化受伤害的程度不同，西方主要是一个改良的、渐进式的过程，而中国在百年来经受的动荡和暴力最多，所受伤害最大。中国和西方所受伤害的程度不一样。 而今，无人能够迴避全球化浪潮。但是每个人都会带有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文明认同，全球化国际化了，一个人就不是以前的自己、就能变成一个外国人吗? 此“乡村”非彼“乡村”，不是指物质层面上的社会形态的“乡村”。 中国乡村的特殊性，在于“乡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国文化传统信仰的根源所在，是中国人的灵魂安放之地。 西方与此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文明还可能在城市，比如古老城市的基督教教堂等，以及西方私有化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原本的社会结构——那么对中国而言，在传统上，城市只是战场，而不是精神家园。 对中国人而言，文化传统对人生的价值判断是：城市是你的战场，将来你告老还乡，那里有你的童年梦境和家园的象征，是你人生全部的最后的安宁，那里是你祖宗的灵魂和血脉的所在，你的信仰所在，那里系你全部的来源和归宿于一身。 西方不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百年来经过运动、思潮、革命等等之后，把“乡村”弄没了，文明也岌岌可危。 江茹：所以说城市出问题，根源在于“乡村”出问题。那么，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有何不同?难道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完全地继承过来吗? 渠岩：西方文明是“物我两元”，西方是二元论，它有一个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彼岸”、“此岸”。而中国的文明“阴阳一体”。可是与这个相反地，我们强调一个思路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去掉了“阴”的这一面，它的另一面“阳”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只看到事物的负面作用，而没有看到它存在的合理性，更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完整的文明系统。 江茹：而且它的这种存在旷日持久、无处不在。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分离得开所谓精与糟，我们所认为的好和坏，又真的是那么“好”和那么“坏”吗，未必如此。而且后世我们接触到的材料，已经不一样了，就像从历史更早一点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官儒”与“原儒”彻底不同了。再来反观信仰、价值观、道德，现在的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有缺失吗? 渠岩：道德从哪里来? 从价值体系来。 价值体系从哪里来? 从信仰来。有什么样的信仰，才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体系。 那么，信仰又从哪里来呢? 信仰从灵魂而来。 西方有西方的灵魂观，中国人有自己的灵魂观。灵魂要安放在信仰上。灵魂观和灵魂，是面对死亡，而不是现世的、生存的。如果说，一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不包括灵魂观在内，那么只有现世，只有现在，那就无所不为，只管肉身，社会只会到处瀰漫著“虚无”，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风气和观念。 江茹：所以一世尽欢，只管肉身，只顾现在。另外还有一种声音，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又或者说中国文化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神。 渠岩： 中国不是简单的“祖宗崇拜”。宗教不是信仰，信仰不是宗教。关于“宗”或者“教”，任何宗法或教义或其它类似都有著控制、有著权力等等的成分。而西方的信仰神，在名称上写为“神教”才不会成为一种误导，中国传统信仰里，有著“宗教”的宗，“祖宗”的宗这个字。中国传统文化里，“人鬼妖”分别具有极其特殊的象征意义和“功能”与独特关系，值得去非常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信仰里的宗庙祠堂也不是普通表面的世俗上的意义。 尼采说“上帝死了”。而人离开“神”就走向疯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几近毁灭，因为纳粹出来了，取代了“神”，而“神”是不可以在人间的，人间所遇的所谓“神” 就会是“鬼”。在中国，具有特异功能的鬼就是另一种象征，称为“妖”。刚才说到，在中国传统信仰里，“人鬼妖” 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一整套的结构和关系，但我们作为封建糟粕全部地剷除了。可是在西方，尼采并不反对耶穌，“神”只是隐遁了，并没有死，“神”又回来了。 江茹：所以今天我们社会乱象丛生。“神”是灵魂观，“乡村”是指中国传统的灵魂观的“乡村”。 渠岩：西方所构建的，是两元的。但我们总是拿一元论的东西来谈，只讲一个“经世致用”，科技的、理性主义的，但“神”的这部分，我们把自己原本具有这一部分作为封建给去掉了。如果缺失了“神”的一面，一个文明就不完整了。现在我们在乡村，还能够感受到被社会改造破坏掉的另外“一元”的文明，我就是想试图召回和修复这些被毁掉的传统，这才是我做“乡村”的意义，不是用封建取代现代，而是”二元”互补，才能把一个文明支撑起来。 江茹：不是文化“复古”，不是恢复“三纲五常”，也不是“保护古村落”。 渠岩：“乡愁”是某种程度上精英主义赋予乡村的乌托邦的一种想像。而今日应当是“世界中的乡村，乡村中的世界”，也离不开联通的广度和移动的速度。现在所兴的所谓“保护”乡村，与“破坏”其实是一体两面，而且事实上“保护”也受到村民们的牴触。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乡村”，而且“乡村”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拆”，保护不是一成不变的“保”，而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乡村，要以村民为主体，外力也不宜过多的介入和干预，乡村有它自身的发展与复活的方式。我的理想就是：让村民有尊严的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 江茹：所以你做的也还不是“乡村文化”，而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 渠岩：我们一味地抹黑自己民族的传统。自五四以来，一直如此。像日本是亚洲文化圈里国际化成功的一个很好例子，但本民族文化传统也保持得那么好，因为它的文化的主体性没有丧失。而我们所做的思考的结果，是批判自己的传统，丧失文化自信，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对传统的误读非常之多。因为反封建等等，现代中国人与中国原有的文明、传统、灵魂观，全都隔阂乃至隔绝太严重。比如对“春节”的理解，现在很肤浅庸俗地就当是个民俗，就是个过节，了不起有个尽孝。但实际上，就像几乎全世界各个民族或各个宗教的节日都包含非常深刻的灵魂观、世界观那样，我们作为以“易”(《易经》的易)建构起来的极具独特东方智慧的古老文明体系里，春节原本是阴阳结合的最重要的日子，是”祖宗”灵魂和现世”后代/我们”的灵魂相接相合、“活人”与“死人”相见相遇的时刻，非同凡响。再比如色彩上，西方重白，中国重红，其实是因为红色是血液，是绝对的生命脉动。我们要深入去研究和了解，而不是抹黑自己民族的传统，伤害自己的主体性。 江茹：因此从这个角度，不存在你做“乡村”会有什么作用吗，或者今后你还会继续做“乡村”吗，这都不是问题。 渠岩：我要完成的是文化的构建。 “有什么作用”那是功利的想法。在我，一件事情有意义，就去做。 而我的主体性是艺术家，我还要创作，一个主题或思考之后还继续新的主题和思考。艺术不是简单的社会反映论，不是简单地从社会层面发出一个声音而已，作为我是不够的，我要转化为精神的议题，这才是我的追求、我的艺术。 江茹：下一步会有什么新作品吗，准备何时再来到新西兰? 渠岩：这几天我在做方案，今年将在北京做一个关于“祖灵”的系列作品。这是我从八年来的乡村研究里提炼出来的，能够进入国际当代艺术语境系统的作品。 奥克兰大学的《艺术与创意论坛》已经向我发出邀请，6月我会再来奥大讲学。另外，奥克兰的国际艺术营秋天开营时，我将带领十人左右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团队前来创作与交流。 江茹：非常期待，盼望早日再见到您! 在离开渠岩回家的路上，记者开车顺著一个大拐弯行驶，突然想起一个中国的段子：有一天回家进小区时，保安拦下我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有些人，每天都在梦中反覆追问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而还有些人，用艺术的手法发出大声地吶喊。 反观海外的中国人群，是否总有一天，会遇到这些问题和思考? 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图书： 1，《精神在别处》，渠岩著，三联出版 2，《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渠岩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3，《艺术视界》，渠岩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相关报道见本期A1版)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