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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2015年在今天只剩下100天了。时光如白驹过隙，从踏出国门时的兴奋，到彷徨于未知前途的迷茫，承受着举目无亲、白手起家的无形压力，最终以埋头实干找寻自我的出路……面对国内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令人担忧的空气与食物，我在三十而立之年，辞掉了国内优越的工作，背起行囊，开始异国他乡的创业之路。 卖掉北京的房子，意味着手头突然有了一笔还算可观的现金。拿著这“人生的第一桶金”，我站在了新西兰的门槛上，申请下新西兰的创业移民计划。我可以通过在新西兰开办公司，成功运营2年以上，拿到新西兰的永久居民身份。而在这两年期间，我和太太也可以享受新西兰的医疗、生育、子女教育等福利。乍看之下，优厚的待遇似乎是免费的午餐，唾手可得;然而，接下来的经历，却让我们结结实实地体会到什么才是“痛，并成长着”。 遭遇移民局的新人 对于任何希望拿到签证的人来说，移民局都是第一个要过的关卡。新西兰的创业移民计划由新西兰商业移民局审批，每个申请人在提交材料后，由指定的移民官负责案卷审查。在提交材料前，中介公司的移民顾问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以我的商业背景和项目计划来说，通过审批是手到擒来，见面时还拍著胸脯保证，经他提交的移民申请通过率是百分之百，从来没有失过手，甚至许多疑难杂症都能通过书面解释、申诉等方式最终搞定。 于是，刚到新西兰的头三个月，我的主要生活就是逛街、看海、睡觉，在百无聊赖中等待著“好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移民局的第一个回复来了：“我对你提交的材料感到不满意，无法证明你有足够的商业背景和管理经验，同时，对于你申请的项目来说，投资额过小，如果无法给予合理的补充和解释，将很难通过。”这就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等来的移民官回复。面对如此不乐观的回复，曾经信心满满的移民顾问先是表示气愤：“这简直就是笑话，如果你的案子都无法通过，那90%的案子都不用提交了。”继而看著我期待的眼神，他给予了解释：“这个移民官是新来的，现在的移民局实在是不像话，新人培训2个星期就上岗，根本对《移民法》没有足够的了解。” 新人归新人，但是人家坐在移民官的位置上，就掌握著项目审批的生杀大权。直到我表现出焦急，移民顾问终于祭出他的杀手鑭：“这样吧，我推荐我们公司最有经验的移民律师给你，他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他的解释信将会有足够的说服力，来回应移民官的质疑。”之后，移民顾问迟疑了一下，终于说出“当然，这个费用是单独计算的，我们给你个最大的优惠，1500新西兰元。”写一封几页纸的信，就收走1500新西兰元，谁能说这是合理的价格?但是身在海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一刀，不挨也得挨。 心疼的交了费之后，原以为“一字千金”的“大状师”出马，万事无忧。谁知，在规定出结果的时间点上，那位移民顾问口中的“移民局新人”再次找茬，连续爽约数次，并且对移民顾问的催促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许多夜晚，当我牵著太太的手走在奥克兰大街上数星星时，心中已经不再是初来时的新奇与兴奋。异乡初冬的寒风吹拂在面颊上，也会有疼痛的感觉，而看著街边明暗的霓虹灯，我开始问自己：“我，是否真的属于这里?” 曾经写出“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诗人顾城，恰恰正是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和妻子的生命。所有走出国门，渴望在海外开创事业和建设家庭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黑暗的时刻。深处等待的暗夜，我只能以“寻找光明”的勇气鼓励自己，捱过那一段日日夜夜。 身陷合伙人危机 身在海外，华人自然成为了“老外”，于是，大家都习惯称呼当地人为“洋人”。作为一个欧洲移民国家，新西兰的主体人口依然是欧洲白人移民，此外就是当地的原住民毛利人，在全国450万人口中，华人大约有17万人，从人数上算是第三大族裔，但依然属于“少数民族”。 原本以为拿到项目审批就万事大吉，谁知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第一关就是克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天真想法。 为了更快地了解当地商业规则，迅速开展起业务，尤其是在憋了小半年之后，我接受了一个朋友的推荐，和一个“洋人”合伙做生意。 “蜜月期”总是美好的。由于长期工作在中国式商业文化中，我深得“关系第一、生意第二”的经商原则，一开始，这种“以和为贵”的方式对我的合伙人也很有效，很快大家就处成了“哥们儿”，早出晚归。 但是，我忽略了文化冲突的严重性，而正是西方商业文化和生活方式中至关重要的两点，导致仅仅三个月后，合伙人变成了散伙人。 首先是契约精神。西方商业文化的基础是契约，任何信任都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我的观念中，信任总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忽视了“亲兄弟，明算账”的重要性。于是，在合伙之初，我并没有将“建章设制”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市场营销上。 在房价上涨的大背景下，新西兰房地产市场这两年一直火爆，我所从事的工程机械行业也因此遇到一个良好的机遇。看著大好形势就在眼前，急功近利的思想催动我不顾公司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善，就急于上马各个项目。尤其是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我与合伙人没有达成明确的书面协议，就一厢情愿的认为大家可以同甘共苦。 而另一个忽视的重要问题直接引爆了分手的危机，那就是洋人根本不存钱。尽管曾在澳大利亚工作，我知道许多洋人没有储蓄的习惯，从来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我还是高估了合伙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为了节约资金，我和合伙人约定在前半年每人只给自己发600新西兰元的周薪。这一金额，对于习惯了节省开支的我和太太来说还算可以坚持。然而，到了我的合伙人那里，明显行不通了，由于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支出，导致他急于在每个项目结束时就要求分红。但是新西兰建筑行业的规矩是项目结束后30天至50天才能收到项目款，有时业主还会有意无意的拖欠付款。一开始，在合伙人提出要求分红的时候，我甚至自掏腰包垫上还没有收到的项目款。时间一长，我感觉这样明显不可行，于是提出按季度或者月份分红。 没想到，这一点顿时引爆了合伙人的炸点，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似乎在执行项目过程中渔利，要求我提供所有的财务单据，说明收入和支出。于是，我只得停下项目，在财务周期还没到的时候整理所有财务单据。谁知，合伙人拿到所有单据后，又改口说这些单据有伪造的嫌疑，直接给我开出了一个高达6万新西兰元的账单，认为这才是他应得的收入。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我给予断然拒绝。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合伙人背著我，将我自筹资金投资购买的机械设备直接拉到他父母的农场，拒绝归还，还发出种种要挟，不断提高赎回设备的价码。 独自身处海外，自己掏钱购买的设备居然在光天化日被人抢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感袭上心头，一时间完全不知所措。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我多次在凌晨2点惊醒，汗湿全身，夜不能眠。看著身旁刚刚怀孕三个月的太太，一股莫名的恐惧和愤怒充盈胸臆，“天下乌鸦一般黑!” 站直了，别趴下 沮丧、痛苦、无奈，遭遇挫折时，我有好几天都无法理清头绪，甚至变得不愿意和人说话，把自己闷在屋子里。 现实不相信眼泪，作为一名走出国门，足迹踏向远方的中国人，我开始思索，什么才是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怎样才能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行动起来，才有成功的可能。我找到律师和会计师，寻求法律和财务专业支持;找寻有经验的华人朋友，听取他们的可行经验。机械设备被抢走一周后，我手握完整的证据材料，站在了奥克兰北岸警察局的门口，迈出了维权的第一步。 拿着所有证据，向警察解释了1个多小时，希望他能帮助我拿回被非法占有的资产。警察耐心听完我的陈述，冷漠地说，“这属于商业纠纷，去法院吧。”我知道，如果今天从这里走出去，那么，新西兰的法律程序可能会拖延数个月甚至数年，那么，我的机械设备到时早就已经贬值甚至报废。“我不能就此妥协。”我的内心告诉自己。 我再次将事情原委，尤其是对方抢占资产的非法性，向警察做了完整说明。说到激动时，我不顾一切的在警察局大厅里大声质问，“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认为应该这样处理吗?”周围的人们都将目光投向我这个“老外”，一位从我身旁经过的女警察安慰我：“还是要保持耐心，有话好好说。” 或许是我的激动让警察清楚认识到我是认真的，或许是我准备的证据材料太过完整，警察最终决定接手这件事，正式向对方发出了警告：“限期在当天晚上前将抢占的设备归还，否则警方将派人去取回设备，对方将面临刑事指控。” 带着忐忑的心情，我盼望着设备早点回来。晚上十点，设备依然没有回到我的场地。就在我准备关灯回家的时候，突然看到门口的灯光：拖车将设备运送回来。望着冷冰冰的机械设备，我的心中却涌上一股暖流：海外的第一次胜利，增添了我的信心。 2013年至今，对我来说，是普通、但不平凡的两年。孤独踏上异乡路，让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双脚的存在，踏出坚实的一步;遭遇商业纠纷，令我意识到沉着冷静、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学会利用法律手段为自己维权。 在这一年中，我也接触到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海外创业者，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怀揣异国打拼的理想，忍受从未遇到过的压力，克服在国内从未想像过的困难，向着自己的方向前行—洒着汗，流着泪—却终于没有被压垮，而是找到自己的步伐，为全世界数千万海外华人的奋斗史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 关山从头越，且行且珍惜。 (本文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