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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流著奶与蜜的地方，心向欧洲却葬身地中海，(这是)叙利亚人的‘地命海心’，”8月底赴叙利亚采访的凤凰卫视记者蒋晓峰，在微博上如是写道。 197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蒋晓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是新华社记者，后加盟凤凰卫视。2004-2006年他任新华社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首席记者，2011年为凤凰卫视驻非洲利比亚记者，记录了利比亚战乱的全过程。2015年8月，他赴叙利亚采访一周，亲身感受这片难民逃离的国土。 叙利亚内战至今已四年多，从叙利亚逃出的大量难民为欧洲带来极为头痛的难题。这场内战始于2011年春天的“阿拉伯之春”，全国掀起反抗独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示威，而政府军则施以血腥镇压。对抗发展为内战，双方彼此仇恨，手段都极为残暴，发生多起大屠杀。截至2015年4月，死亡人数已超过31万。国际社会指责政府军和反抗军均严重违反人权，甚至大量使用化学武器。760万叙利亚人无家可归，超过400万人逃离国土，成为难民。而留下的数百万人，缺衣少食，惊惶终日。 “看到这些家庭面临的未知，忽然觉得自己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蒋晓峰在微博上如是写自己在叙利亚采访的感受。“阿拉伯人恋家，没有了家就什么都没了”;“看到外国人来拍，阿拉伯小孩们会做出各种表情自动配合，感觉都不用教的，与生俱来的镜头感，正在祈祷的都会分神，偷偷来瞄你。” 采访全程受政府军控制 记者：你十年前作为游客去过叙利亚，如今再去，这个国家已深陷战火。感受如何? 蒋晓峰：上次去是作为游客。虽然叙利亚社会管制从来都是相对比较严，但是作为游客，行动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我个人感觉是比较自由的。有朋友带著我去一些叙利亚的古迹，给我感觉叙利亚是一个养在深闺人不识、了解中东文明历史的一个地方，游客很少，感觉还不错。 比如大马士革的山顶，是晚上观景的平台，当时去没有任何障碍，没人阻拦我。但十年后我想故地重游的时候，都不行了，像帕尔米拉这样的古城都已经被ISIS控制，根本不可能抵达。 像比较方便的山顶这样的位置，现在政府军也控制，因为如果这个地方被ISIS或者反对派掌握的话，袭击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这是政府和反政府兵家必争之地，游客肯定是进不去了。 这次我到大马士革或者是进郊区之后，我去采访的时候，没有当地人的陪同寸步难行。一方面他是保护外来记者的安全，他们的确也有这个义务。如果外国媒体在政府军的控制区内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你想外界会怎么解读，对吧? 十年前的叙利亚很太平，我可以去很多地方游玩，包括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帕尔米拉，现在被ISIS控制。大马士革山顶的夜色也很迷人，现在成了军管区，游人不能接近。在大马士革市区也无法自由行动，因为不是常驻记者，所以只能有新闻部指定人员跟踪随行，记者采访自由度受到很大影响。 叙利亚十年的变化，从这些细节就可以清楚感受出来。感受也充满风险，朋友同事不断提醒注意安全，现实却很冷酷。8月23日下午到晚间，我们在大马士革街头采访时，就遭遇城东打迫击炮。从炮声感觉，就在几个街区之外。中国大使馆第一时间发来短信，说以往反对派武装晚间都不敢打炮，怕火光暴露位置，可是那天持续发炮，大马士革部分城区浓烟四起，我们也在险情中完成拍摄和报道。这次袭击，造成2死36伤。当天打了40多枚，这和年初一天打300多枚相比，真的“不算什么”。 记者：你刚才说，这次采访，都必须有政府军的人全程陪同? 蒋晓峰：可以这么讲。客观上讲叙利亚官方对于中国记者还算是很友善的，但因为我们作为临时采访过去，他不给我们外出的采访证，常驻的记者是有的。我想争取一个不需要陪同、可以自由采访的证件，但是他们死活都不给我。 所以，即便是我要拍一些普通的街景和行人，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一旦把机器架上去，我还没把机器打开，马上就会有便衣或者是穿著制服的人过来盘查了，解释起来很麻烦。 记者：你在微博上说，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来采访。找谁采访、做什么选题，都需要向政府军匯报吗? 蒋晓峰：不一定是政府军，但是政府方面是知道的，新闻部的人都清楚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有一些采访对象也是我们提出要求，然后他尽量帮我去找。可以说我们和采访有关的一举一动他们多多少少都是了解的。 我以为他们会爱国结果他们都不想待了 记者：叙利亚的情况到底有多糟?是不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蒋晓峰：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受到很大挑战。情况有多糟，你可以从难民的数量看得出来。 记者：央视驻中东记者冯韵嫻说，中国人对叙利亚难民普遍缺乏同情，是由于中国人对难民的想像固化在非洲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骨瘦如柴濒临死亡被老鹰叼了去的图景，所以觉得他们应该安于最低的生存需求。事实上眼下叙利亚难民远超这个范围，他们都曾过著正常的生活，概念中的生存底线并没那么低。目前叙利亚难民很多都是中产阶级。你觉得说得对么? 蒋晓峰：难民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完全被外界驱使、掌控。 一部分难民没有劳动和生存技能，通常就在叙利亚周边的国家——比如约旦这样的——安营扎寨，就在难民营里面度过了。但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有一些能力有一些财力的，也就是所谓的中产家庭呢，就会想到欧洲去，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也有一些难民，希望趁现在这个机会往欧洲跑。所以欧洲国家的鉴别是比较困难的。 记者：当地是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出逃呢?还是说人人都想出逃? 蒋晓峰：比如当地人感觉政府军可能要失守了，各方面条件已经不适合正常人居住下去，会选择离开。其实谁都不想走，阿拉伯人也特别恋家;但在现实面前，已经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是兵荒马乱，他们也都会选择提前出逃。 出逃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因为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态，是以家族为单元的，是整个家族出逃。他们是与家园作一种心理上的割断，我觉得是挺残酷的。 记者：你在叙利亚的采访对象，他们也说想离开叙利亚吗? 蒋晓峰：我问他们：目前这种状况，你们是愿意留下来，还是出逃?我以为他们会很爱国，或者说是对政府还是有期待的。结果他们的确是说不想在这待下去了，对前景比较悲观和失望。他们对叙利亚战争并没有太多的理论高度，但常识告诉他们，这个国家短期内并不会看好。国家被摧残成这个样子，即便是战争打完了，战后重建对他们来讲，有多大的机会，真的也是需要考虑的。 记者：就是已经到了人人都想走的程度了吗? 蒋晓峰：也不能这样讲。毕竟像巴沙尔总统，也就是说叙利亚官方来讲，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并不想离开。因为他们离开的话，利益肯定是会受损的。这样的人去到欧洲，又不能成为难民;也很难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找到他们理想的归宿。让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保住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会成为在巴沙尔身边最团结、最顽强的一帮人。 记者：除此以外其他人都想走吗? 蒋晓峰：如果对未来期望不是很高，他们可能选择技术难度相对低一些的难民身份。如果对子女或者自己本身的技能有一定期待，就会想尽办法在欧洲找到一块立脚之地。这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死在外面也不愿回来 记者：面对这样大量涌入的难民危机，欧洲有什么出路呢? 蒋晓峰：欧洲也不能作为铁板一块来看。有的国家即便有意愿也可能真的能力不够。像希腊，你指望他们去接收更多难民，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更多关注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接收难民的欧洲大国，比如德国。 所以德国会是一个风向标。德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接收难民，德国的政府怎么跟德国的纳税人，或者说是各个州去解释，他们有接收难民的义务?默克尔说宪法规定我们是不可以拒绝难民的，要把难民分送到各个州去，那这些州有多大的意愿，就涉及到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问题了。 如果经济相对还比较好的时候，从道义上或者说从补充国内劳动力上，还可以做这笔买卖;但如果经济本身就不好，或者不是太需要这些劳动力，那可能接收的意愿就不会那么强。 记者：会有人冒充难民吗? 蒋晓峰：当然会呀。现在鱼龙混杂，甄别难民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对那些想移民欧洲的人，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现在是对难民同情最多的时候嘛。 记者：如果难民被拒绝，会被送回来吗? 蒋晓峰：有一些难民认为叙利亚目前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他们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意再回来。如果他们在入境的时候，因为手续不全，通不过难民认证，没办法入境，比如说去不了德国，他们可能会转战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游荡在外面了。真的是一群没有归宿的人。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