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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方，男，1954年生人。其父周冠五，官居中国冶金部副部长，兼任著名的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原籍山东济宁，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1949年进北京，以团参谋长职务接管首钢的前身——石景山钢铁厂，此后在此工作了46年，直到1995年周北方出事才被迫以73岁的高龄退休。 我与首钢及周北方也曾有那么一段说起来挺有意思的缘份。 九十年代初，中共中央下了个文件，要求上至总书记、下至县团级干部都要下基层。当时我的母亲癌症晚期正在住院，我所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主任张作光考虑到这一点，主动对我说：老方，鉴于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去外地了，我在北京帮你联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首钢，具体单位是首钢下属八大公司之一的实业公司，其董事长兼总经理正是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张所以能办此事，原因在于他是杨勇上将的女婿，与许多高干子弟过从甚密。 去之前对于首钢的一些事情即有耳闻，负面居多但非常笼统。去了以后在那儿呆了半年，亲身经历让我对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才算有了一些具体感性的认识。 1990年5月4日我到首钢实业公司报到，碰到了一个人也去报到，这个人就是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小儿子李振智，二十七、八岁年纪，个儿不高，身瘦肤白，很会玩儿也很能侃。据张作光介绍，李振智乃北京军区的军官，上尉军衔。李来实业公司前一直在管理地处崇文门闹市的北京金朗大酒店的筹建事务。金朗大酒店系北京军区投资建设，李振智打算建好后就退伍，在酒店弄个副总干干。按说以他老爸的地位应该不算什么奢望，没想到，军方对“小木匠”(李瑞环系木工出身)不买帐。李振智一赌气退了伍，先到周北方的地盘散散心，过渡一下再找合适的地方。后来据说李当了地处北京CBD心脏的国贸饭店的副总，比金朗酒店风光了不知多少。 报到之前经张作光安排已经与周北方见过一面。第一次见面周的态度挺客气，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我年龄比周大，职务也比周高。我在中青社的职务是副总编辑，在中共干部系列里属副局级，当时周可能是个处级;二是我只是临时掛职下放，并非周的下级。所以，大家随便寒暄几句，并没有多少正经话可说。我对周的第一印象是身材比较高大魁梧，方面浓眉大耳，肤色微黑，称得上仪表堂堂的北方汉子，可说起话来，一般情况下却是声调不高，语速不快。 周北方手下有几位助手，我接触较多的两位，一位是副总李耕，中等个儿，肤色较黑，有点糙。李比周大几岁，文革前的老高一学生，也是从车间里拔上来的，说话办事沉稳有算计，称得上周的“小诸葛”，是周很倚重的人。另一位是宣传部长杨彦宏，人称大杨，三十七、八岁，身高一米九，大脸盘，红脸膛，见人先笑，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因为掛职宣传部副部长的原因，我与大杨在一个房间里上班，很快就混熟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一些，从他嘴里听到有关周的情况也更多一些。 首钢这个单位名声很大，首先因为它规模太大，连工人带家属几十万人，凡北京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总归能与首钢多少搭上点儿关系。再有首钢的一把手周冠五在首钢绝对是一言九鼎，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周多年坐镇首钢，虽然级别最高也就是个副部级，但倚仗资格老，与万里等中央领导人关系又极好，故年过七旬丝毫没有退休之意。有个说法，叫南有梁湘，北有周冠五，都是年过七十仍不言退，据说这在全国也是仅有的两例。对首钢，北京市委和冶金部都管不了，颇有点“独立王国”的意思。天天在实业公司上班，慢慢和员工们混熟了，见到听到的就多了，大部份人说起来对首钢都不大满意，可是只限于私下里说，公开场合绝对不说。首钢的问题，我见到的同时认为可以称得上问题的有这样几个：一、机构臃肿，层次过多，运转不灵。二、一言堂。三、形式主义极其严重。举个事例。 周冠五年过七旬，要扶一个接班人上来，选中的苗子叫赵玉吉，当年36岁。在实业公司的日子里，我从来没见过赵。离开实业公司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见了赵一面，好像是在一次新年庆祝会的会场，经张作光介绍和赵点了一下头，握了一下手，当时的感觉是此人长身玉立，颇有风度。在实业公司上班时的某一天，我看同事每人拿了一张纸在画圈，问他们干什么，说是画选票。于是有人告诉了我接班人的事，还说我不必参加。当时我觉得有点像老人家提拔王洪文的意思，我就问：既然是民主选举，可以不选赵吗?答曰：不能。我问：为什么?答曰：不能就是不能。答案不得要领，我感到很奇怪。后来在香港，大杨告诉我了原委，他说，首钢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干什么上边都知道。我说，不行可以调动工作嘛。他说，你如果得罪了领导，你甭想调出首钢。怪不得在首钢人人都谨小慎微，唯恐行差踏错呢。难道这就是首钢的企业文化? 更有意思的事还在后边呢。赵当上总经理大概也就一年又下来了，仍然是全公司员工一本正经画选票选下来的。为什么呢?还是大杨告诉我的，赵的罪名竟然是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其实就是赵提拔了一些年轻的中层干部而已。这个赵玉吉后来离开了首钢，到北京市哪个局当局长，后来离了婚又结了婚，成了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影视、小品女明星宋丹丹的第二任丈夫。好像有人就此事采访过宋丹丹，宋对赵的感觉蛮好。 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回到了中青社。快到年底时我妻子颂平办好了去香港的手续，元旦一过即启程赴港。1992年10月《农村青年》举办的公元杯全国摄影比赛发奖仪式在台湾饭店举行，借这个机会我当众宣布辞职。1993年5月下旬我去了香港，到7月中旬坐满了50天的“移民监”又回到了北京。 1993年10月，首钢的李耕打电话找我，电话是从香港打到北京来的，我不知道他和大杨现在都成了首钢在香港的上市公司首钢香港控股公司的高级雇员。这么大变化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也是到了“首钢控股”任职以后才弄清原委。李耕在电话里首先跟我确认我的香港身份，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到“首钢控股”工作，我表示同意，问到具体工作，李耕说来了再说。我于1993年11月15日到了香港。 首钢在香港上市，这事说来话长，而且与邓小平1992年初视查首钢有关。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一度停滞，甚至还有走回头路的迹像。能让改革半途夭折吗?这对于邓小平来说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乎就有了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邓在南巡之后曾悄悄去了一次首钢，此行当时媒体没有报道，一般人不知情。迟至1993年3月，一本名为《生产力之声》的杂志在其创刊号上以《北国也有春风度——邓小平同志视查首钢追记》为题披露了此事，文首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写道：“一位伟大的公民启动了中国的1992，由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位伟大的公民就是邓小平。1992年小平同志曾进行过两次重要巡视，南巡谈话已广昭天下，首钢之行却多为传闻。值此本刊创刊之机，将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时关于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的谈话内容追记如下，以饗读者。” 邓小平视察首钢，充分肯定了首钢的改革。他说：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是走得好，还是走得坏;那就要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你们两条都走对了。首钢交的利税是不少的。有这么些拳头企业、行业，就能稳住中央财政，上交的利税就会更多一些。不能走卡紧的路，只能走放松的路。放水养鱼好。为什么鞍钢比首钢发展慢一些?我听到的呼声，是把手脚捆住了。现在，就是要解决把大中型企业搞活这个问题。 邓小平视察首钢后不久，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即带队到首钢召开了一天“现场办公会”，决定授予首钢三项特权，即投资立项权、资金融通权、外贸自主权，并批准其自办银行。 邓小平的南巡重新启动了改革列车，在全国、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时的香港，有一个人在密切注视著中国的变化，这个人就是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说起来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大批海外华商到大陆投资，可李嘉诚先生除了搞点慈善捐助如开办汕头大学外，竟然始终按兵不动。可是一旦动起来，就惊天动地。用一家港报的话说，“他默默观察了十三年，才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面出击。”华人首富毕竟不是浪得虚名，李嘉诚第一个合作对象就是首钢，而且出手不凡，帮助首钢一下子在香港上市了四家公司!另一家港报则以《首钢抢攻香港李嘉诚与周北方联手出击》为题这样评论首钢与李嘉诚的合作：“首钢在大陆是经中共国务院六个部联合批准的首家『特大型』国企，证书编号为001，而李嘉诚旗下最大财团长江实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编号中也是001。有称这两个001的结盟本身即带有一定的传奇性，而他们近一年来的一系列出击收购，更在市场上掀起阵阵旋风，近乎出神入化，令人难以捉摸。 1993年4月1日，李嘉诚第一次访问首钢。香港有媒体如此报道接待盛况：“首钢『红楼』前，彩旗飞舞，鞭炮齐鸣，分列道路两旁的人群挥舞花束、綵带，身著盛装的军乐队、锣鼓队奏响『迎宾曲』，一片欢腾场面。『红楼』门前，此时铺上了迎接元首级贵宾才展开的大红地毯，等候一位特别人物的到来。这位特别人物终于在长长的车队簇拥下出现，他就是当今叱吒香港和大陆商场的第一富豪——『超人』李嘉诚。” 首钢在香港上市的过程，从方式到合作对像到股价变化等都是极富戏剧性的，后来听周北方等人谈起经过，用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形容绝不为过。 首钢上市用的是“买壳”方式。何谓“买壳”?就是看好一家资质较好又比较便宜的香港上市公司直接收购，这样比从头申请上市既省钱又省时间。首钢看中的第一个“壳公司”是“东荣钢铁”，可是已经有两家先于首钢与之谈判，一家是有“过江大鱷”之称的印尼华商李明治，收购意向书已经签了，订金也付了;另一家就是中国冶金部下属的一家公司，也是志在必得。首钢作为迟到者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应对呢?首先向这两家通报，说首钢也有收购的意向，请他们给个方便。冶金部这家公司一听，兹事体大，连夜向部里匯报听取指示。殊不知国有大企业坏事就坏在缺乏机动权这一点上，等不知哪一天指示下来，黄瓜菜都凉了!这边厢在等上级指示总算是给首钢容了个空儿，那边厢李明治也知道首钢在国内的地位和来头，不愿一口拒绝得罪人，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要首钢最迟在第二天上午九时前拿出收购的订金来。不要说首钢当时在香港根本没有那么多头寸，就是有时间也来不及，上午九点银行还没开门呢!李明治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你首钢办得到我乐得做个好人，问题是你不可能办到;而如果你首钢办不到，那就莫怪我无义了。棋下到这儿看起来真的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就在这个决定收购成败的紧要当口，李嘉诚出手了! 首钢与李嘉诚是如何结缘的呢? 我到了首钢控股后经周北方授意见到了给首钢和李嘉诚居间牵线搭桥的关品方先生。周的意思是让我多搜集一些材料，时机成熟时给他写东西。关品方，香港人，约莫30多岁，戴一副近视眼镜，原来在加怡公司一家投资银行任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看好了加怡总裁俞立发及关品方等一干青年才俊，打算将他们网罗到长江旗下，而关品方等则希望投桃报李，给李先生——据说李嘉诚最愿意别人这样称呼他——一个见面礼。关品方等通过多年对大陆经济形势与企业状况的考察，认为首钢是一家值得合作的伙伴，当然，这个“值得”里首钢与邓小平的特殊关系应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当关品方得知首钢收购东荣钢铁碰到障碍时，拔刀相助的动人一幕连夜上演了：李先生同意由长江实业代首钢垫付收购订金，第二天上午九时准时到帐。“过江大鱷”李明治碰到了香港头号“地头蛇”，他绝对想不到李嘉诚会出手，只是条件开出了收不回，再说他也不愿意跟李嘉诚顶牛，只好眼巴巴地看著首钢把已到自己嘴边的猎物抢走了。1992年10月23日首钢收购以后东荣钢铁开盘，股价从0.92元如同坐了火箭般一路飙升到十几元，许多买了东荣股票的股民都赚到了钱。半年以后，东荣钢铁于1993年5月9日发布供股集资公告。此前外界认为此举是变相将国资产私有化，针对此说，公告新闻稿抬出了老祖宗说：“马克思有句名言：欧洲如果没有股票市场，就根本不可能建成铁路。现在中国在新历史阶段中，实质上采取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行之有效的金融方法，实事求是地朝著加速发展经济的方向迈进。”香港信报报道此事的文稿标题很有意思：《实事求是向前看集资不忘马克思》。 此后，东荣钢铁改名“首长国际”驰骋香港股市好几年。接著，首钢与长江两个001联手，陆续又有三家公司上市，被香港股民称为“首长系”股票，许多香港股民因为投资“首长系”而赚到钱，若干年后还有股民对此津津乐道。在这四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家叫“首长四方”，这是周北方与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合作成立的公司，周北方任董事会主席，邓质方任副主席，难怪后来周北方常常在人面前自得地说：邓小平的儿子给我打工。 周北方不远千里把我请到首钢控股总要干点活儿吧，干些什么活儿呢?一段时间干下来我归纳一下大概分为两大项，一项是收集、反馈香港政治、经济的重大信息，来源概出于香港公开出版的中文报纸，有中资背景的文匯报、大公报，还有明报、信报、新报、星岛日报及台湾的联合报等若干家。每天九时一上班例行工作就是看报，差不多在两个小时内一定要把这些报纸浏览完，选择国内国际重大政经消息复印下来，最晚在正午前分别发给首钢总部的周冠五书记和周北方，周北方如在香港当然就直接面交了。另一项工作冠冕堂皇的头衔是首钢控股公司的发言人，说穿了就是“对付”香港记者，这是后来我自己慢慢悟出来的。 周北方为什么舍近求远要用我?对这个问题，我跟李耕、大杨熟了以后他们给我分析过：香港的股市跟国内不一样，上市公司讲透明度，无论大事小事必须及时披露。老方，你在团中央干了多年新闻出版工作，又是局级干部，对国内上上下下各方面情况等都非常熟悉，干发言人不用说从业务上来讲非常合适。另一个原因是不能明说的，发言人需要经常出头露面，周不希望有人与他争锋，特别是首钢公司内部的人，以前从首钢来过一个人，就因为常在报上出风头又给调回去了。而你是外来的，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你有香港身份证，出入境方便。雇香港当地人不行，因为他们对大陆的事情基本不懂，干不了。我终于明白了，找到我这样的条件还真不是件容易事，而我的工作干好的标准就是既要跟香港记者搞好关系，又不能透露给外界什么要紧消息，仅此而已。 (待续)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