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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Pan曾是个好孩子，她聪明、刻苦、听话。可后来，她却雇了三个人去杀害自己的父母。谋杀行动一切按计划进行，唯一意外的是她的父亲没有 Bich Ha和Huei Hann Pan曾是亚裔加拿大移民的成功典范。Hann在越南长大，也是在越南受的教育，1979年作为政治难民来到加拿大。Bich也是作为难民来到的加拿大，但不是跟Hann一起来的。他们在多伦多结婚，住在士嘉堡。1986年，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Jennifer，三年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Felix。他们在位于加拿大奥罗拉的麦格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上班。到2004年，Bich和Hann终于积攒了足够的存款，在万锦市一条安静的住宅街区买下一栋带两个车位车库的大房子。Hann开一辆奔驰，Bich开一辆雷克萨斯ES 300，他们在银行还有20万加元的存款。 夫妻二人希望自己的一双儿女能像他们一样在加拿大努力开创自己的生活。他们已经打好了基础，孩子们只需要更上一层楼。在Jennifer四岁时，他们就给她报了钢琴班，女儿也没有让人失望，到小学时获得的各种奖杯就已经摆满了一柜子。Jennifer还参加花样滑冰培训班，曾希望自己能参加国家级竞赛，而且目标直指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但这都是在她膝盖韧带撕裂前的事了。在小学时，Jennifer有时晚上练滑冰到10点才能回家，回家后做作业做到半夜，然后才能上床睡觉，压力十分大。她开始割伤自己，一道道水平小割口出现在她的前臂上。 到八年级快毕业的时候，Jennifer希望自己能被选为学生代表致告别词，也希望自己能以优秀的学业成绩获得几个奖章。但这都落空了，既没有获得奖章，也没有成为毕业生代表，这让她深受打击。得不到认可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Jennifer虽然心里这样苦恼，但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慨，别人问时她总是说自己很好——这也是她自称的“幸福面具”。 Jennifer身高将近一米七四，比学校绝大多数亚裔女孩都高，她长得很好看，但打扮很朴素。她几乎从不化妆，戴着既不时髦也不昂贵的小圆框眼镜，一头直发也从不去做发型。 Jennifer和我都吹长笛，她在乐队高级组，我在低级组。我们在乐队室有来往，有几十个共同的熟人，在Facebook上是朋友。在交谈中她似乎总是聚精会神，如果你引起她注意，她会完全投入。 后来，我发现Jennifer的友好和自信只是表象，她内心深受不自信、自我怀疑和羞愧感的折磨。当她没能赢得滑冰竞赛第一名时，她不想让父母再担忧，就对他们掩饰自己的挫败感。妈妈Bich注意到Jennifer有些不对劲，那天晚上在Hann睡了后安慰女儿说：“我们只是想看到最好的你，但你只要尽力就可以了。” 小学时，Jennifer的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但在9年级期中的时候，所有学科都是平均70分的水平，只有音乐的成绩很优秀。于是，她找来以前的成绩单、剪刀、胶水还有复印机，伪造了一份各科成绩全是A的成绩单。因为大学入学并不看9年级和10年级的分数，所以她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大不了。 Hann是典型的严父，Bich也只能随附着他。他们每天去学校接Jennifer放学回家，监视她的课外活动，还不让她再去上舞蹈课，因为Hann认为那没什么用。他们规定Jennifer在大学毕业之前，不准参加聚会，也不能谈男朋友。当Jennifer被允许到一位朋友家过夜时，Bich和Hann晚上很晚才开车带她过去，第二天早上很早就去接她回来。Jennifer到22岁时都还从没去过夜店，没有喝醉过，也没有去过任何朋友的度假屋，也从来没有单独度过假。 也许父母这种过度的保护是出于爱和关心，但对Jennifer和她的朋友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暴政。“他们对她 绝对控制，”Jennifer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前同班同学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待她狗屁不如。” 越是了解Jennifer严格的教养环境，我就越同情她。我的父母也是从亚洲(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一开始也是几乎一无所有，父亲对我的要求也很高，他希望我成为班里的优等生，特别是数学和科学，并且一直要求我要听话，在其他各个方面都能起到榜样作用。他希望孩子成为他的奖杯，可以让他夸耀。我怀疑是父亲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孩子的成就刺激了他，让他感到不安，所以就寄希望我的成就能够和他们的媲美。我感觉自己就像轮子上的仓鼠，总是在忙于满足完全由他决定、也总是无法达成的各种期待。在我家里几乎没有拥抱，而且大约从我九岁开始就没有生日聚会和圣诞礼物了。我在数学和花样滑冰上很有天分，但我的父亲几乎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即使在我表现优秀的时候也没有。他总是轻描淡写我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就像当年祖父母对待他一样。这是一条我们文化中普遍认可的理论：批评否定比赞美肯定更能激发雄心。 一圆再圆的谎言 Jennifer在她11年级的时候遇见了Daniel Wong。他要大一岁，笨笨的，爱社交，爱大笑，腰身有点臃肿。Daniel在校乐团吹号，同时也在一支校外游行乐队演奏。他们的关系一直是柏拉图式的，直到2003年乐队的一次欧洲之旅改变了一切。在一次音乐厅的演出后，由于观众席内净是抽烟者， Jennifer哮喘病发作。她开始发慌，于是被领到室外的旅行车上，当时几乎要昏厥过去。Daniel安慰她镇静下来，并引导她呼吸。“他几乎是救了我的命，”她后来说，“这意味着一切。”他们在那个夏天开始约会。 Jennifer的父母认为女儿在整个高中都是成绩得A的优等生，但实际上她的成绩多数是B——尽管这对多数孩子来说已经是不错了，但在要求严苛的Jennifer家中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Jennifer在整个高中阶段都在伪造成绩单。她本来已经收到瑞尔森大学的提前录取通知，但她在高中最后一学年时微积分不及格导致无法毕业，瑞尔森大学也因此撤销了她被提前录取的资格。Jennifer极不想让父母深究自己的高中学习记录，就对他们撒了谎，说她到秋天就去瑞尔森大学报到，并说自己计划读两年的科学，然后转到多伦多大学的药理学系——这是父亲希望她念的专业。Hann很开心，给她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Jennifer找来一些二手的生物学和物理教科书，买了些文具。到了九月，她假装去参加欢迎新生周的活动。至于学费方面，她伪造了安省学生贷款的文件，并让她父亲相信她赢得了3000加元的奖学金。 Jennifer每天背着鼓鼓的书包乘公交到市中心，父母都以为她是去学校上课，而实际上她却去了公共图书馆，在网上搜索她认为重要的科学论题，然后在书上写满笔记。闲暇时她会到咖啡馆坐坐，或是到约克大学看望在那里上课的Daniel。她一周有几天会到万锦市的East Side Mario's意大利餐馆做白班服务员，还在教钢琴课，后来到一家波士顿披萨做服务员，因为Daniel在那里做厨房经理。在家的时候，Hann常询问Jennifer学业上的事情，但Bich劝他不要过问。“让她做她自己吧。”她总是这么说。 在Jennifer假装在瑞尔森大学读了两年书后，Hann问她是否还计划转学到多伦多大学。她说自己仍有这样的计划，而且已经被药理学系录取，这让她的父母非常激动。Jennifer提出每周有三个晚上要住到市中心的朋友Topaz那里。Bich很心疼女儿每天长时间坐车往返，就说服Hann同意了这个要求。 但是Jennifer从来没有跟Topaz一起住过。从星期一到星期三，她和Daniel及他的家人住在他们位于埃杰克斯的家里。那是个很宽敞的房子，街道也安静，街旁绿树成荫。Jennifer对Daniel的父母撒谎说自己的父母同意这样的安排，同时也想方设法推辞掉了Daniel父母多次想跟自己父母一起用茶点的邀请。 又过了两年，到了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时候了。Jennifer和Daniel在网上雇人伪造了一份分数全是A的成绩单。到了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Jennifer告诉父母她所在班人数很多，学校的座位空间有限，每位毕业生只能带一位嘉宾参加毕业典礼，但她不想让没能参加典礼的一方父母感到失落，于是就把自己的机会让给了一位朋友。 终于，Jennifer捏造的学术生涯开始崩溃。在她假装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她告诉父母自己参加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项目——在加拿大病童医院血液化验室做义工。这份临时工作有时需要在周五和周末上夜班，这样也许需要每周在Topaz那里多住几个晚上。但Hann注意到一些不对的苗头：Jennifer并没有病童医院的制服，也没有门卡。第二天，Hann坚持开车送女儿到医院，车刚一停下，Jennifer就拼命跑进医院，于是Hann让Bich去看看。而当Jennifer发现妈妈在跟踪她后，就在急诊室的等候区藏了几个小时，直到父母离开。隔天一大早，Jennifer的父母打电话给Topaz，Topaz迷迷糊糊说出真相：Jennifer不在她那里。当Jennifer回到家后，Hann当面质问她这一切。她承认自己没有在病童医院做义工，也没有在多伦多大学的药理系读书，而是住在Daniel家，但她没有说自己实际上还没从高中毕业，在瑞尔森大学唸书也是编造的。 Bich哭了。Hann大怒，他让Jennifer滚出去，永远不要回来。但Bich劝住了他，让女儿留了下来。他们没收了Jennifer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两个星期没有让她用，之后也只有父母在场时才允许她用，而且还会突袭检查她的留言消息。他们不让她再跟Daniel见面，命令她辞退除教钢琴之外的所有工作，而且开始跟踪她车上的里程表。 Jennifer疯狂地爱着Daniel，却也倍感孤独。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她都在家待着，妈妈几乎寸步不离。但是Bich也告诉Jennifer她的手机被Hann藏到了哪里，这样她可以时不时地查看一下留言信息。那年整个春天和夏天，她都是在夜里偷偷给Daniel打电话，在黑暗中窃窃私语，但Bich和Hann要求Jennifer必须切断与Daniel的所有联系。 Jennifer反抗父母的这些要求，而Daniel却已经厌倦了他们的秘密浪漫关系。Jennifer已经24岁，却仍然偷偷摸摸行事，活在父母的阴影下而不愿离家独立。Daniel告诉她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且主动提出分手。Jennifer的心碎了。 策划复仇 2010年春季，Jennifer 和小学时的朋友Andrew Montemayor又联系上了。根据后来Jennifer在法庭的证词，Montemayor曾自夸在knifepoint他家附近的公园里抢劫过路人(Montemayor对此否认)。当Jennifer告诉Montemayor她与父亲的恶劣关系时，Montemayor坦承自己曾经想过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个想法激起了Jennifer的兴趣，她开始想像没有父亲在旁边的生活该多么美好。。 根据警方记录， Daniel和Jennifer恢复了联系，每天互相发些短信调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谋划了一个更邪恶的计划：雇杀手谋杀Bich和Hann，然后继承遗产，Jennifer可以分总共50万加元，然后两人同居，再不受Jennifer那蛮横父母的阻碍。Daniel给了Jennifer一部备用的iPhone手机和SIM卡，通过一个叫Lenford Crawford的熟人(Daniel叫他Homeboy)联络她。Jennifer问过这桩刺杀合约要花多少钱，Crawford说需要两万加元，但是作为Daniel的朋友，可以只要一万元。Jennifer在手机联络上很谨慎，她用iPhone手机进行这起犯罪相关的交谈，其他的事情都用自己的三星手机。在万圣节那天晚上，Crawford看了Jennifer家的周边环境，可能是踩点。戴着面具的孩子们在街上大喊大叫、跑来跑去，这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11月8日上午，Crawford给Jennifer发短信：“工作后去可以，游戏开始了。”那天晚上，Jennifer在她的卧室看了《闻女孩》和Jon and Kate Plus Eight，Hann在大厅看越南新闻，8点半左右去上床睡觉，Bich跟一个朋友和表姐妹出去跳排舞。Felix在麦克马斯特大学读工程专业，这会不在家。大约晚上9点半，Bich从舞蹈课上回到家，换上睡衣，在一楼电视机前泡了脚。9点35分，Crawford的朋友，一个叫David Mylvaganam的男人打电话给Jennifer，他们谈了将近两分钟。Jennifer下楼向Bich说了晚安，然后就像她后来供认的，把前门的锁打开了(她最终收回了该陈述)。晚上10:02，楼上书房的灯亮了——据说这是给凶手的信号。一分钟以后，灯灭了。晚上10:05，Mylvaganam再次打来电话，他和Jennifer交谈了三分半钟。一会过后，Crawford、Mylvaganam和一个叫Eric Carty的男人从前门走了进来，三个人都拿着枪。一个人用枪指着Bich，另一个人上楼，拿枪捅Hann的脸，命令他起床下楼到客厅。 Carty在楼上Jennifer的卧室外跟她碰面。根据Jennifer的说法，Car ty用一根鞋带将她的胳膊绑在背后。Car ty让Jennifer走进房间，并在那里收了她2500加元现钞，然后到他父母的卧房，在她妈的床头柜里找到1100加元的美国基金，最后去到厨房找她妈妈的钱包。 “他们是怎么进到房子里来的?”Bich用粤语问Hann。“我不知道，我在睡觉。”Hann回答。“闭嘴!你们说的太多了!”一个凶手对着Hann吼道，“他妈的，钱在哪里?”Hann钱包里只有60元钱，他如实说了出来。“撒谎!”一个人说，用枪把打他的后脑。Bich开始哭泣，恳求不要伤害他们的女儿。一个凶手说：“放心好了，她很好，不会受伤害。” Carty让Jennifer回到楼上，把她的胳膊绑在楼梯栏杆上，Mylvaganam和Crawford带Bich和Hann到地下室，用毯子蒙住他们的头。他们向Hann开了两枪，一枪在肩膀，一枪在脸上，Hann扑倒在地。他们又向Bich头上开了三枪，Bich当场毙命。凶手随后从前门逃走。 Jennifer努力够到别在裤子腰带上的电话，拨了911(尽管她后来说她的双手被绑在背后)。“救我，快救我!我需要帮助!”她哭泣着说，“我不知道父母在哪里!……赶快来!”在通话34秒钟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背景声音中能听到Hann的呻吟声。原来他已经醒过来，满身是血，妻子死在身旁。 约克区警方在凌晨3点前调查了Jennifer。她告诉警方闯进房子里的人在找钱，把她绑到了楼梯栏杆上，把她父母带到地下室射杀了他们。两天后，警方又调查了她，进行第二次取证词。在警方要求下，她演示了如何在被绑在楼梯栏杆的情况下从腰间取下翻盖手机并拨打求救电话。 Jennifer的故事开始出现漏洞。例如，Hann的雷克萨斯车钥匙就在前门显眼的位置，如果真是入室抢劫，为什么抢劫者不开走轿车?为什么他们没有准备撬棍来破门，没有用背袋来装赃物，也没有用扎带来绑住屋里的人?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凶手只射杀了屋里的两人，却没有伤害剩下的第三个人?警方安排了一支调查队来监视Jennifer的举动。 到11月12日，昏迷了三天的Hann苏醒了过来。他靠近眼睛的一块骨头断裂了，嵌进脸里的子弹碎片医生也无法取出，颈骨粉碎，子弹擦伤了颈动脉。难得的是，他一切事情都记得，包括案发时的两处细节：他记得女儿跟一个凶手“像朋友一样”轻声谈话;凶手让她在房里换地方时，她的胳膊并没有反绑在背后。 11月22日，警方让Jennifer来做第三次调查。这次警方的语气很不一样：William Goetz侦探说他知道Jennifer肯定参与了犯罪活动，他知道她撒了谎，告诉她说最好坦白交代。Jennifer弓着身子抽泣起来，不断地问：“但是我会怎么样?” 在将近四小时的时间里，Jennifer用一个荒唐的解释来磨耗时间。她说这起袭击是精心策划的自杀方案，但是施行时完全搞错了。她已经不想活了，但不能够自杀，所以她雇了Homeboy(真实姓名她说不知道)来帮她完成。九月份的时候，她和父亲的关系突然改善，她决定撤销这个计划。但不知为什么事情全乱了，那些人进来杀了她的父母而不是她。听她说完这些，警方当场就逮捕了Jennifer。2011年春季，根据对Jennifer手机通话和短信的分析，警方逮捕了Mylvaganam、Carty、Daniel和Crawford，以一级谋杀罪、谋杀未遂罪和共谋谋杀罪对五人提起诉讼。 在陪审团做出裁决前，Jennifer显得很兴奋，顽皮地揪她律师的袍服上的线头。当作出有罪裁决的时候，她显得无动于衷，但是当新闻媒体人员撤出法庭后，她开始哭泣，身体止不住发抖。Jennifer被按一级谋杀罪判处无期徒刑，25年内不得假释;对她父亲的谋杀未遂罪，被判以另一项无期徒刑，同时执行。Daniel、Mylvaganam和Crawford每人都被判以同样的刑罚。Carty的律师在审讯中生病，他的审讯推迟到2016年初。 Hann和Felix两人都写了受害人影响陈述书。“当我失去妻子的时候，我也没有了女儿，”Hann这样写道，“我已经没有家了。……有人说我能活下来是幸运的，但我觉得我也死了。”他现在因为受伤而无法工作。他承受着焦虑和失眠的煎熬，睡着后又会做噩梦。他忍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已经不再做园艺，不再玩车，也不再听音乐，因为这些都已不能带给他快乐。他不能忍受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搬到了附近亲戚家住。Felix搬到了东海岸，找到一个私人技术公司的工作，想摆脱掉作为Pan家成员的污名。他深受抑郁症的煎熬，变得有点自闭。Hann绝望地想把家宅卖掉，但是没有人来买。在陈述结尾，Hann对Jennifer说了一段话：“我希望我的女儿Jennifer好好想想她给这个家带来的这一切，希望有一天她能成为一个诚实的好人。”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