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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最后是陪审团决定被告是否有罪。陪审团有著最终的权利。 记者：通常是陪审团决定被告是否有罪?那么12个陪审团的人员是你挑选的吗? 甘律师：是由检控双方一起挑选。 记者：那么你有没有挑出一个你看上去不大合适的陪审团成员? 甘律师：我记得挑出了一个，当时看了他一眼，是一种感觉和直觉判断。 记者：很多人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被告是凶犯，作为一个被告的辩护律师，你成功为他辩护会不会担心被人骂? 甘律师：不担心，我的职责不是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的职责是让他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他有罪无罪是陪审团来决定的。检方一定要提出证据来证明他有罪，这样对一个公民才公平。他是我的当事人，我只是看证据，尽我的能力为当事人辩护。检方有他们的责任，我们双方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舞台，结果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记者：警方会不会找到一个新的证据再次起诉他呢? 甘律师：他已经被判无罪。如果警方再找到新的证据，检方再次起诉他，这就是一个奥妙的问题。如果重新来一次，对他很不公平。这个平台就是这样，大家都有机会把武器亮出来，由陪审团决定有罪无罪。 记者：在你看来，新西兰警方的和检方的能力是否比较欠缺? 甘律师：我不这么认为，这次检方非常出色，警方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我唯一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是，辩方传来的证人都是警方都已经传唤过的。 记者：据说律师在询问证人的时候，问题很有技巧性，可以让证人按照自己想要的答案走? 甘律师：这个不一定，有些证人不容易掉入你的陷阱，那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交叉盘问时，律师要非常小心，因为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有时候答案可能会非常不利，可能会对案子造成巨大伤害。 记者：在整个出庭过程中，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最难的部分是在哪里? 甘律师：最难的部分就是交叉盘问，对于辩方和检方来说都是一种风险。我们通常事先有一套方案，但是证人怎么说，我们不知道，检方也不知道，只能临场应变。这次法庭策略的规划和制定，副手的选择，都非常仔细和小心，我选择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印度裔律师作为副手，死者的家人都是亚裔，我也是亚裔。当副手盘问死者兄弟的时候，我观察他们的证据朝什么方向走。 记者：很多人把这个案件跟薛乃印案件相比，认为当年薛案也没有直接证据，但是他被判了终生监禁，12年不得假释，你怎么看这个案件? 甘律师：我记得当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间接证据比较强。死者是被勒死，勒死的领带也是薛的，当时辩方论述死者的性向有特殊癖好，但没有任何迹象和论据证明这一点。我的评论是，如果辩方认为死者的性向有特殊癖好，必须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论述就有漏洞。在这个案件我们的论述很简单，如果检方要指控我的当事人是凶犯，就要提出有利的证据，而他们必须来举证。 记者：那么你认为当年薛乃印的案子，他的律师有失误之处吗? 甘律师：每个案件的证据不同，不过，我认为，如果当年的律师能够有任何一些证据证明死者的性向有特殊癖好，对薛乃印的结局就不一样了。不过，薛乃印当年在案发之后马上带著孩子逃跑，还将孩子遗弃在机场，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利的证据。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