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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纽约反警察游行中被拘捕，美联社图片 一声“No”让我戴上手铐纽约4月29日下午6点，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联合广场集结，一场声援巴尔的摩、抗议警察暴力的集会即将开始，对正越来越认同社会运动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当然不能错过。 晚7点左右，联合广场北侧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结严防。各种组织、小组和个人在队伍中打著横幅，举著牌子，拿著扩音喇叭，声讨种族主义、国家和警察暴力、资本主义、表达对巴尔的摩的支持，以及对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的悼念。集会在众人齐声一遍遍重复“All day,All night,We Will Fight for Freddie 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们会为格雷战斗不息)的口号声中达到高潮。 7点20分左右，人群决定转向游行，浩浩荡荡从百老匯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墙和车墙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一名警察提著广播喇叭，反覆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离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则就以扰乱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备而来，非常强势,多辆押送人员的大车已经等在周围。与警方一起做好准备的，还有各路媒体，成群的记者举著照相、摄像机等待著，天空中还盘旋著4架拍摄用的直升飞机。 大规模的逮捕很快开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体冲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从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和扭送进警车，还有一些并未反抗的人也被陆续銬起和扭走。本只是来“打酱油”的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员。 15分钟以后，警察成功将大部分人赶上人行道，并步步紧逼。在百老汇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员要求我们“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态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说了一句“No”，没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銬了起来!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与其说是受到惊吓，不如说是震惊于此刻的荒唐，还来不及反应什么，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车的方向。事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看到，我当时是被3名警察牢牢钳住戴上手銬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会很担心。又开始怕被导师和学院领导知道，他们肯定会想：这么个弱势的国际学生，不好好读书写论文，主动找什么乱子。作为一个从小特别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们失望的神情，我就压力山大。 穿过长长的街道，快走到警车时，路边的记者大声问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应不应该说，这会不会加重我的罪名?“说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为无名氏，他们希望别人看不到你们为正义做的这些!”警车旁一位黑人兄弟对我喊道。 一名看上去是高级警官的白老男人走过来把我的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我喊：“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的手机?”他很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们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说手銬太紧，逮捕我的警员就松了一下塑料手銬。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减轻了我的恐惧，我感觉他们无意也不敢对我们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终止我们的“捣乱”。 警车上已经有3名戴著手銬的女孩，随后陆续又送进一些人，最终，我们这个车上载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么颜色皮肤的都有，都是年轻人。聊天中得知车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纽约各学校的本科生，她们一致认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会把我们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罚金。她们的淡定也减轻了我的不安，我们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著对方的肩膀，把飘在脸上的头发抹到一边。 警车晃晃悠悠地启动，很快到了市政厅附近的警局，然后不明原因地在路边停了大约40分钟。我们逐渐变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个女孩，大著胆子，我也偷偷用銬著的双手从背后掏出手机，给男友发了简短的消息。 号子里疲惫饥渴6小时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被一个个卸了下来。逮捕我的警察弗兰克认领了我。他解开我的手銬，带我上缴了所有物品，领我报了道，还拍了照片，那是一张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负责了。 看到他很和善，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抓我，他说：“让你们退回人行道，谁让你们不退。”随后安慰：“没什么大问题，不会录你们的指纹，应该是过一些手续，就会放了你们。” 我上缴了鞋带，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里面的一个关押间。与其他已经几乎填满了的号子不同，这间一个人都没有，我被发配过来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要求上厕所。其实，后来随著这间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只好当众排便了。 号子又小又阴冷，有一个长形的铁凳，冰凉。很快，曾与我同车的一个女孩也被分来了。她叫尼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读书，是个激进分子。她说自己16岁时被抓过一次，但是因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轻，她说，美国人有一种迷思，认为白人女性总是无辜的。尼可在游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链成人墙抵挡警察，最终被捉住推倒在地，脸上还有轻微划伤。她说一个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恶的警察还用脚踩了他的头。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迎来了活泼开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当时站在人行道上，听到一声“捉住她”，就被向后撕扯著长发，銬上了双手。她12岁的儿子在旁边吓哭了。好在警官允许她把钥匙给了孩子，并答应护送他到地铁站。我问她：“你什么也没做，为什么不反抗?”她说,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总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对待甚至枪击，向儿子示范被逮捕时应如何反应，这就是最好的机会。阿什利性格开朗，爱大笑，爱说话，号子里立即热闹起来，没那么无聊了。据说我们有权要求拨打一个家庭电话，她向每一个路过的警察要求打电话给儿子，一再被敷衍，最终也没有打成。 号子里没有钟，我们只能偶尔向路过的警察问一下时间。大约1点的时候，新学院(编註：New School，一所有左派倾向的大学)20岁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进来了，新的话题和故事让我们一起又打发了一些时间。莉莉说她第二天10点有课，不过被捕是一个很好的缺课理由。我很震惊，问她新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吗?这在哥伦比亚大学是无法想像的。她说当然，新学院是个很激进的学校。 2点左右，一个也叫阿什利的20岁的白人女孩进来了。她显然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染著彩虹七色的短发，满口脏话。她是1点钟被捕的，原来集会还在继续，我们惊叹于人们的坚持。她当时有和警察对抗，而且破口大骂，结果头被抵到了墙上，不仅脖子被扭伤，手背也擦伤了三块皮。 实在是一望无际地无聊，没有任何可看的东西、可做的事。或许应该找一些平常困惑的问题来思考，不至于那么浪费时间，但等待的焦急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我们常常趴在号子的铁栏杆边，紧贴著，斜著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压扁了，看是不是还有人进来或离开。每来个警员，我们都要兴奋一下，希望打听些消息，顺便打发点时间。 号子里的饮水机坏了，5个小时里我们始终没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没有人理。弗兰克来找过我两次，问一些补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说“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说“几分钟之后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诺都变成了两个小时，我开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长得有点像的我姐夫，我感觉自己简直把他当成了亲人，感激又亲切。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什么要去感激一个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机关供职的人呢? 两点半，我终于睏倦疲惫得不行了。这时，警察开始发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们觉得不妙，发吃的说明我们一时半会走不了。5个人中只有二号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说：“我吃这么难吃的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过去了，但我不想昏过去。” 释放也要排队 3点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狱友告诉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为自己第二天还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浑浑噩噩间和她道别，但同时开始担外国人身份会让我麻烦，对释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号阿什利姐姐大声安慰我，不允许我悲观。过了十多分钟，弗兰克警官来释放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个姐妹一一道别，因为没有纸笔，也没办法留联系方式。 出来后，我被再次戴上手銬，这次是铁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墙站了一大会儿，说是因为规定一次只能释放一个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兰克在我旁边，他身后是一长队拿著材料的警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办手续花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每到一处都是无尽的排队。我意识到，犯人释放之前警察也无法离开，看著他们睏倦、无聊、无力的脸，突然觉得他们就像奴工被这个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折磨，我们只在这里一天，而他们是天天都在这里经历这些。 终于，快4点的时候，我被押到门口，解下了手銬。看到大厅前台那两台破旧的电脑，和拿著材料趴在前台在排队的警员，我明白为什么处理的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这对我们和警察都是极大折磨的程序要进行到何时，在我后面还有至少100多人，前台旁边的一个大号子里还关著二三十个男人。排队领取物品时，前面的女孩问弗兰克他手臂上的两道槓什么意思，他说一道槓代表工龄五年。想到他已经在这里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无奈，在这里待一晚我都觉得窒息。 领到背包和鞋带，我正式被释放了。弗兰克说，只要我在接下来的6个月不再犯事，这次逮捕就不会记录在案。我说我从来没犯过事，他说：“很好，继续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来，来自一个服务抗议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他们准备了水和食物，还给我一张写著联系方式纸条，说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天很冷，看到他们守在那里迎接一个个被释放的人，觉得他们真让人敬佩。 反思：政治冷漠没有未来 被释放后，我发现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视频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体，同学们正在互相传看。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觉“丢人”——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人赋予抗议被捕这种事的羞耻感。因为平日里一副高洁正直、对弱势群体权益热情执著的样子，我在中国学生群体中是另类，视频中的我惊吓、绝望、脸色苍白，想到他们猎奇和幸灾乐祸的评论，我真想躲起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美国同学和老师。去年助教课上的学生莉萨在电视上看到后立即写邮件问候，听说我没事又说：“请接受我对你昨晚所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我拉进办公室问我是否有受到伤害，并且说：“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在我们心中，你就是一个英雄。”与此同时，一个全国性工会的朋友和律师积极帮助我确保不会留下任何案底。这些理解、肯定和帮助，让我感觉安全又安心。 几天来，美国同学和老师重复的是：发生在那个黑人男孩身上的事太可恶了，我很高兴看到你也参加了抗议。而中国同学除了强调抗议的危险性，暗示我逞能差点闯祸之外没有别的，既不谈事件的重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也不对是否应该参加游行表态。面对中国同学的慰问，我最不舒服的就是将抗议“去意义化”。我彷彿被这样一种价值审判：唯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闯了祸，让自己陷于危险，你就犯了错，和真犯了罪的人没有分别。以安全的名义，一切正义之事的意义都可以被名正言顺地抹杀。这让我想到游行人群的大致构成：黑人白人占大部分，拉美人和其他棕色皮肤的人也有不少，唯独缺少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想必这也是在那么多被捕者中，我被选中为媒体特写的原因：一个黄皮肤的青年学生，而且还是女性。 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纽约人再次走上街头为同一主题游行，因为是法定节日，这次游行是合法批准的。队伍经过中国城，吸引了很多中国移民看热闹，在他们不解的眼光中，游行者大概像耍猴的一样。最戏剧性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向众人破口大骂，因为妨碍了她过马路。这些反应不禁让人痛心。美国之所以成为移民的理想之地，是因为相对而言它尊重人权尊重以及相对民主和平等，而这些对弱势群体尤其生死攸关的制度特征，正是一波波社会运动的结果。可悲的是，远离政治依然是许多受益于正义斗争的中国移民篤信的人生准则，而不远离政治的人，要么被视做神经病、捣乱分子，要么被讥笑“太天真”。 不参与抗议对黑人暴力的社会运动，还与流行在中国人中的种族主义有关。华裔在美国属于“模范移民”，是模仿白人中产阶级最成功的移民群体，他们往往对处于最底层的黑人充满优越感，“黑人穷是因为他们又懒又笨”是很多人对美国黑人“失败”的自信解释。在中国居住过多年、也有很多中国朋友的同学莱尼曾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人特别种族主义?” “五一”那天，再次走在游行的队伍中，喊著口号，有那么一刻，我万分希望这发生在中国。如果继续污名政治参与、嘲笑为正义吶喊的人，我们中国人还能不能有生活在公义社会的一天? 作者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转自女权之声。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