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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盛夏，英派特(Patrick English)和一家新西兰企业的负责人Garth Smith博士到中国广西桂林去拍片子。Smith博士准备向新西兰进口罗汉果，而英派特正在制作一个系列片，向新西兰人介绍巨大的中国市场。 烈日炎炎，Smith穿著牛仔裤和厚上衣，不久就中暑了。而摄制组必须爬上山去拍摄罗汉果的镜头。他们只好把Smith安顿在一棵树下，告诉他一小时后就能回来接他。 可是，等他们回来，Smith不见了踪影。 大家正在著急，一位当地的老农急匆匆地赶来，用土话跟他们的向导说了一通。 他们被领到一座古老的农舍，Smith正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当地人都席地而坐。英派特感慨地说，Smith不会讲一句汉语，当地人更不会半点英语。不知怎么，当地人发现了这个生病的老外，就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家，请他喝水、吃饭，悉心照顾他。 “这太感人了，简直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自1989年首次踏上中国大地，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NZCC)执行董事英派特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周二，英派特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畅谈了他所见证的不断密切的中新友好关系。 “关系”‧埋单‧法制 谈到“关系”这个词，英派特最近在英文《先驱报》发表了“平衡关系槓桿得到分红”的文章。 每个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恐怕都躲不开“关系”这个词。一句“吃了吗?”浓缩了中国式的好客。英派特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在中国，外国人总是“被喂得太饱”，吃了午餐又是晚餐，在一顿顿饭局、一道道大菜、没完没了的“乾杯”之间，结识越来越多的人。 他发现，很多“老外”过于强调与中国人交往时要注意“关系”，但他们不太明白的是，“关系”更像是一种槓桿，主人期待著客人在未来做出某种形式的回报。他经常问那些去过中国的新西兰朋友，你去过多少次饭局?你有没有回请过中国人?他说，维系关系的平衡非常重要。 作为政府官员，为了避免捲入复杂的“关系”，保持中立，每当应邀去参加某个活动，英派特总要搞清楚谁是主人、有谁参加、要做什么事，特别是会不会交换礼物。而且，他在坐下开吃之前，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账单付掉。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他可不想到了最后捲入谁来埋单的论战。 谈到中国即将召开的18届4中全会，英派特也十分关注这次会议上将要讨论的依法制国议题。他认为随著中国司法制度不断健全，现在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法律合同，中国企业家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与西方企业做生意时，关系固然重要，合同才是根本。这从中国不断增加的律师和知识产权登记的数量都可以看得出来。 鹏欣争论：不了解中国 英派特指出，严格遵照法律程序来办事，在最近引起争论的中国上海鹏欣集团准备收购Lochinver Station农场一事中尤为重要。他说，出现这场大讨论并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事，外国投资者来新西兰购买大片土地从来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公众担心新西兰在一点一点丧失土地。 但是，为何英美等国的投资者来买地就没有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说：“这只能说是[鹏欣选择了]很不幸的时机。在大选年，外国人拥有土地这件事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他注意到，在关于鹏欣的争论中，很多公众人物和新闻记者甚至无法正确发出“xin”这个音。英派特说：“中国已经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我们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了解还完全不成比例。” 谈到上周末优先党党魁Winston Peters发表的“two wong's don't make a right”的言论，英派特说：“作为一个选民，我对此很失望。” 但他指出，在中国和新西兰40多年的邦交历史上，不论是工党还是国家党执政，或是联合政党执政，新西兰政府一贯地努力促进中新友好关系。 他最近一两周连续参加了好几个活动，都跟中国有关。问题是，普通老百姓并不太明白中国对于新西兰的重要性，他们更多地把中国当成新闻里的边条：只需要看一眼标题就可一带而过。 作为NZCC的执行董事，英派特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促进新西兰对中国的了解。他说，NZCC就像把大雨伞，将中国事务笼到一块。NZCC的39位委员涵盖了经济、科技、教育、旅游、毛利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要人。 七月底，NZCC邀请了《经济学人》驻上海的资深经济学家柏玛丽(Mary Boyd)来新西兰。5天里，他们去了3个城市，参加了16次活动，在媒体访问之外还见了350多位各界人士，深入探讨了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经贸关系。 7月31日，NZCC颁发了第一届“新西兰中国媒体奖”，旨在促进新西兰新闻工作者为公众提供有关中国的基于事实的、平衡的、大信息量的报道，促进公众展开对中新关系的有意义的讨论。目前他们正在收集各方面的回馈，考虑明年如何改进这个奖，引起新西兰主流媒体对报道中国的更大兴趣。 NZCC将帮助大奖得主，英文《先驱报》的经济编辑Liam Dann到中国采访。英派特说：“这不光是写一些报道而已，更重要的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 针灸‧茶‧汉语 英派特与中国文化的密切接触起因有点与众不同。 他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脖子受了伤，迟迟不能恢复。他的教母是一位理疗师，25年前到北京学过中医针灸，并且得到了认证。在新西兰本土的毛利文化里，很多动植物和矿物质都可以入药，所以他乐于尝试不同的疗法。回忆起教母给他扎针的情景，英派特笑著说：“很疼，但确实管用。” 谈起为什么他30多岁才开始学汉语，“也许是因为喝了太多的茶，”他笑著说。英派特的继父曾经从中国进口成箱的茶叶，然后分送给亲朋好友。 1989年，20多岁的英派特和妻子Michelle一同去亚洲旅游，在去日本学武术的路上经香港进入中国南方。“我很喜欢在日本的那段经历，但是中国令我著迷——中国是一种你不得不挠的痒。” 英派特回忆说，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十年，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仍十分有限。他和妻子一路上都在讨论：“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它的潜力到底在哪儿?”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他看了很多书，1992年他到Waikato大学，师从Maria Galikowski教授。之前一年，这位教授才刚刚开设中国研究专业。英派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经济、哲学等方方面面的书籍。 回忆起开始学汉语时的感受，他说：“太迟了，我的脑袋都装满了。要学第二种语言，10到11岁之前是最好的时机。” 在苦学汉语的外国人当中，一个常开的玩笑是，“汉语语法很简单——只不过是有3000年的特殊用法罢了”。而对他来说，汉语的语音语调最难掌握。回头看他自己的学汉语过程，英派特说当初应该花两年时间潜心专攻汉语。对于汉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至少需要2800个小时专心学习汉语才能真正掌握这门语言。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很不容易，但他认为新西兰人至少也应学会一些汉语里的日常打招呼用语。 自贸协定：学习的过程 英派特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很快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10月1日，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这是中国与第一个发达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英派特参与了耗时三年半的谈判，此前他曾在上海和北京担任商务领事。自贸谈判时他作为中国市场负责人帮助谈判组确保自贸协定的市场实施。 谈起这个协定的起因，英派特透露，早在2004年Tony Browne赴中国担任大使之前，他在与中国友人闲聊时，大家说起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就谈到，为什么新西兰不能跟中国签订一个这样的协定呢? 从更深层次上看，新西兰能够在发达国家当中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与新西兰独特的外交原则密不可分。“新西兰虽小，但我们在所有国际关系上保持自己的独立观点。”英派特说。 回顾自贸协定的谈判过程，英派特说，“这并不是讨价还价那么简单”。 在世界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之下中新两国进行谈判，整个过程非常技术化，非常复杂。中方参与谈判的贸易和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给英派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谈判都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行，他发现中方人员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专家。 他认为，这次谈判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个学习谈判复杂的双边贸易协定的过程。新西兰政府对此次谈判制定了十分清晰的任务和日程，在David Walker博士领导下进行谈判。而中方则有多个不同级别的部门参与，商务部、农业部、海关总署等等，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在逐步摸索著各部门之间如何配合。 为了确保这个协定能在市场实施，英派特和同事们与很多新西兰公司讨论，如何通过自贸协定确保这些公司的利益，特别是要解决“签了自贸协定，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 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个中英文双语网站，自贸协定刚一签署就推出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是“查关税”。任何一家新西兰或中国的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查到未来几年对某种商品要征收的关税额如何逐步降低。 “这在中新自贸协定签订之初，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回忆说，网站开通半年内，点击量就达到了65万次。随著时间推移，这个网站的内容还在不断更新中。 英派特还跟David Walker一起到新西兰各地介绍中新自贸协定。他们采访了很多跟中国做生意的新西兰企业，做了一系列短片，介绍中国市场和中国文化。 英派特说：“自贸协定是一个『有生命』的文件，它在不断随著两国关系的变化成长、适应、进化。更重要的是，自贸协定确立了一个框架，确立新西兰各方与中国相应部门之间的关系。过去几年两国贸易出现过一些问题，但都能较好地解决，其中自贸协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孔子学院‧人与人的交流 七月份，新西兰各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庆祝毛利新年，推广毛利语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作为奥克兰孔子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英派特说，在推广毛利语的活动上，有人举了孔子学院的例子，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成功地推广语言文化的策略。 他说，孔子学院树立了一个很成功的榜样，让学生们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交流。” 问起他跟普通中国百姓的友谊，英派特谈起了他在广州当总领事时的司机阿曼。 阿曼是个有趣的人，他称英派特为“老板”，对老板的妻子Michelle却直呼其名。他帮著英派特挑了辆深灰色的公车，因为这种颜色“耐脏”。每当英派特做了不太符合中国文化的事，比如他习惯性地坐在副驾驶座上，阿曼就会提醒他，老板应该坐到后座。而当他过了很辛苦的一天，累得不想说话，阿曼也总是很体贴地保持安静。有时他甚至会说：老板太累了，没吃好吧，不如回家去休息一下。 “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员工，他总是令人愉快。我把他当作一位同事。” 另一位中国朋友是一位名叫周泽斐的年轻人，英派特说自己是泽斐的“mentor”(导师)。大约五六年前，有一次他在大学讲话后，这位年轻人来找他，向他请教生意计划。泽斐2010年成立了一家公司，向中国出口新西兰健康食品，凝聚了很多想要跟中国做生意的新西兰人。 英派特说：“泽斐的激情、投入最打动我。他是新一代沟通中国和新西兰的桥樑。” 当泽斐结婚时，好几位新西兰朋友去了中国，到他和他妻子的故乡参加了两场婚礼。“那可是在中国的冬天!这是对友谊的最好诠释。”英派特说。 中国梦：巨变与挑战 过去25年来，英派特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巨变，感慨良多。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还没有高速公路。一个下雨天，他站在路边等出租车。很久都没有空车。另一个老外也过来站在他旁边。等了一会儿，英派特提议，等车来了，咱们一起上吧，你去哪儿? 谁知那人说：啊?我只是想过马路。路上车很多，跑得又快，还没有红绿灯，所以他觉得过马路很是危险。 自那时起，英派特看到中国各地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基础建设，各种摩天大楼、高速路、高铁、地铁、机场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 但他指出，在这种惊人的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很多城市也失去了特色。比如他以前常去的北京老胡同和上海的法租界，那些迷人的老建筑很多都已一去不返。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小一点，发展不那么快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英派特离开中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得了支气管炎，没完没了地咳嗽。他的很多中国朋友近年来也在为了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等原因设法移民海外。 上周，英派特去墨尔本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的研讨会，有人说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人加入中等收入阶层，老百姓需要高质量的安全的食品，而这也给新西兰优质农产品提供了机会。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英派特认为，“中国梦”可以阐释为中国如何应对一场巨大的挑战：“如何寻找可持续发展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之间的平衡，并把它转化成生活的质量。” 他指出，中国的飞速发展不应以牺牲生活的质量为代价。“钱不是答案，钱只会给你买来更厉害的敌人。” 回顾多年来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交往，英派特深有感触地说：“就像吃鱼吐骨头一样，中国不会按你的意思改变，你得跟著中国改变。重要的是随机应变，不能固守某种文化。”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