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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闻仅仅是单条解读，那么总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新闻，要联繫起来读，才有意义。 近日，央视一则《中国银行公然造假洗黑钱外匯管制形同虚设》的报道引起舆论哗然，该报道称，“中国银行称他们可以为需要移民的客户无限额地换取外匯，并且还可以直接打到国外账户”，该业务深受准备移民或者有相关需求的客户欢迎，但是“按照中国外匯管理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匯五万美元”。 很快地，中国银行在官网发佈声明，称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业务办法和操作流程均已事先向有关监管部门做了匯报。但随即称因部分措辞需斟酌将该声明删除。当日晚间，中国银行重新发佈声明，将原声明中“中央电视台”和“监管部门”字眼删除。 到了晚上，该报道所多次引述的经济学家鐘伟的声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批评该报道对他的话“断章臆义”，“有违基本职业素养”。 一则报道，引发了多重讨论。然而，一个细节却在争议中被渐渐落下。中行的这项业务，“属于是广东分行牵头的业务，各地的中行只有经过广东分行才能做。” 因为广东不但是侨乡，也是改革开放前沿，跟香港一江之隔，资金跨境流出流入巨大，相关业务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试点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理所当然，何况，在资本流动自由化日渐开放的今天，原有的外匯管制制度的确需要改进。 然而，报道中引述一个移民中介的话：“这笔钱哪来的，我们都能做。”，却让这个本来是创新的试点项目，因资金来源审核的疏漏而蒙上阴影。特别是在反腐日渐深入的时候，敏感的人们马上有疑问——“万一，贪官利用这个创新将资产转移海外怎么办?” 100亿“洗钱”谜案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要联繫起来解读。 今年3月31日，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军事法院提起公诉。两周后，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涉嫌前年洗黑钱达100亿(港元，下同)的大陆年轻女子赵丹娜，去年获准以巨额保释金3000万包管候讯，但赵丹娜本年初弃保潜逃。她的两名保证人—泛爱医院前主席、现荣誉顾问萧炎坤及其堂叔赵端诚，7日到香港荃湾法院应讯，向法庭解释不应充公他们保释金的理由，惟不获接纳。两人各100万元现金须被充公，并需于6月16日或以前缴付各400万元保释金。 这个神秘的大陆女子今年22岁，无业，涉嫌于2012年12月利用其香港中银户口清洗800万元黑钱，同时涉嫌在香港通过8个户口清洗100亿港元黑钱。赵丹娜的运作，被香港反洗黑钱部门盯上，2013年6月起被押，2013年12月以3000万港元现金保释，但“不准离港”以及“每天到警署报到”。今年1月，赵丹娜弃保潜逃，创近年香港弃保金额最高纪录。 放弃3000万港元，在重重关卡的陆港两地全身而退，无人知晓下落。此事在陆港两地引起猜测纷纷，甚至有传闻赵丹娜涉嫌给徐才厚家族洗钱，因为徐的妻子，恰好姓赵。 但萧炎坤表示赵丹娜丈夫家是内地私人地产发展商的负责人，赵丹娜19岁结婚，只是家庭主妇，因年幼无知，才遭人利用捲入洗黑钱案，“她根本无能力运作一百亿元”。 真相如何，有待两地司法部门给出解释。 但根据报道，赵丹娜“利用其香港中银户口清洗800万元”。 香港作为世界连接中国的“窗口”，历来是大陆资本流出流向海外的桥头堡，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贪腐所得。而贪官们利用香港的金融机构、商人向海外转移资产早已经是成熟“业务”。 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 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利用手中的权柄，聚敛起一笔财富，然后转移海外。他在洗钱时相信专业分工的优势，做的是一套国际通用的“标准动作”。 他的洗钱套路是：他与情妇李平将受贿所得4109万元交给了香港商人张静海，张再帮助其转款，为此成克杰付给张静海1150万元。洗钱的银行通常要收10%到15%的手续费，而对于成克杰这样的公职人员洗钱，按照惯例，银行由于承担更大风险，要另外加收25%左右的手续费。如此一来，成克杰的4000多万洗了半程，就变成了不到2000万。 其次，成克杰以李平的名义在香港註册一家空壳企业。这家公司纯属掩人耳目，但即使什么业务都不做，为了假戏真唱，不露马脚，还是需要偽造经营活动，请会计师做虚假账目，缴纳25%左右的企业所得税，4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近2000万资产又得缩水不少。 最后，成克杰还得想办法把“洗白”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整个洗钱过程才算大功告成。 手续繁琐，而且中间成本太高，贪官好不容易收集的民脂民膏，在转移海外时，反而被掮客们扒走了一半多，贪官狠，不如他们狠。 所以，这种笨拙的洗钱方法，逐渐被更“高明”、“省钱”的手段所取代。 这，正是“赵丹娜”们利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做的。赵丹娜这次利用过中银香港的户口，事实上，作为国有银行中海外业务最早最大的银行，中行不是第一次栽在“洗钱”中。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广东开平支行近5亿美元资金被盗，支行3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相继失踪。调查发现，被盗资金大多通过在香港、澳门乃至拉斯维加斯成套路的洗钱程序，相当一部分已经耗损在途中，餘款打入了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 还是通过香港。 资本流动自由的香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大陆贪官飞奔海外的跳板。 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59岁时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的董事长。上任不过一年多，他轻而易举地转走了公司账上仅存的几百万港元，然后在2001年5月，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事后有关部门的调查发现，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早在主政漯河期间，就开始了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斌在中央纪委、监督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近30年来，外逃贪官数量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据说，这500亿美元，有八成以上流向美国。 到了今年6月28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与中国政府草签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中美签订的互惠协议，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金融账户信息，而作为回报，美国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此举被视为中国政府的新“反腐利器”。因为有了中美海外公民账户互换协议，如果发现贪腐犯罪，就由美国给中国提供的账户名单信息直接清查，能很快掌握犯罪线索与犯罪事实。 当然，前提是监察部门能掌握官员的犯罪线索。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公佈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并且，中国早就建立了已经“严得不能再严”的资本管制制度，但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十年过去了，儘管政府一再强调“反洗钱”、“抓贪官裸官”甚至为此付出了资本跨境流动不方便的代价，但还是没能阻止资本在监管体系外流动的问题。“赵丹娜事件”再一次暴露了这些管制“管住了好人，却管不了坏人”的悖论，央视的报道更是将“资本管制—洗钱”、“普通移民—贪官外逃”的矛盾暴露在聚光灯下。 因为资本永不眠，管制只会抬高壁垒，但各方还是各取所需。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个是好人，哪笔钱是“乾净”的，总有人，能帮你把“案底洗白”。 有的官员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持有的外匯，远远高于国家外匯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各地在海外的不少“窗口公司”，实际上有的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美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了富翁，成为“投资移民”。 国内企业一度掀起的对外投资热潮中，一些国企的老总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在境外投巨资，再通过各种渠道，将投资转变为私人财产，在海外置业，并且拿到了绿卡。 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普通的中产乃至小康家庭的人们，也在选择移民海外，也需要将资金安全地转到海外时，这股曾经的涓涓细流已经汇集成“滔滔江水”，相关的业务，应运而生不足为奇。“现在办移民的非常多，现在北京房价这么高，卖套房子就能移民了”。 当越来越多的平民开始寻求中介逃离一个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利用权力转移资产到海外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所以，无论中行的该项业务合法合规与否，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信号才是警鐘。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