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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一种社会现象。初被网友广為传颂的是逃离北上广这个网络流行语，也是来源于民间。逃离北上广，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是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在白领中兴起的思潮。要不要逃离生活压力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去安放青春，这是两种价值排序，有些人认為中小城市好的人，以降低人生风险為主要目的;认為大城市好的人，以抬高人生收益為目的，选择哪种是性格和每个人具体情况决定的。 逃离北上广的原因 1、北京、上海、广州的高收入只属于个别少数人，大城市的收益本来是很高的，但现在门槛更高，这缘于外力。 2、在这些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到小城城市可买门面，出租价比这些的住宅出租价高很多，买房成為一项风险，是自己赋予的。 3、在这些一线城市发展的空间可塑性不太强，感觉在北京上海等地高学歷、有足够的钱、有社会关系的人有发展，其他人都是蚂蚁，人活著不但是要虚名，还要质量。 购房压力 年轻人与房子的关系是近些年的热点，目前30岁以下的购房人佔到了首次贷款置业群体的70%，且这部分人群的贷款需求多集中在80万元以上，购置的房產越来越偏向于大户型房屋。可见以婚房為主体的年轻人购房相当强劲。由于年轻人收入有限，储蓄不足，根据一些调查，举家(甚至是举两家)之力付首付，年轻夫妇还月供是较為普遍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為与中国的民俗有关，中国文化重视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為大，房屋作為“生產车间”，被重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房价年復一年持续上涨，加上隐约的通货膨胀预期，让许多人產生了房价只升不跌的幻觉，从而寧愿尽快购买。然而，房地產行业和其他经济现象一样也有其周期，《逃不过的经济周期》一书就认為，房地產行业的周期大约在16-18年，屈指数来中国房地產的腾飞也就10年左右，这也导致处于上升轨跡中的国人在只涨不跌中感到恐慌，但是，与年轻人的远大前程相比，房地產的周期又是何其短暂，更不用说一旦周期来临的可能风险了。在当前的房地產热潮中，一种群体无意识，一种在相互刺激下的非理性正在蔓延，总觉得悠悠万事，买房為大。无论是从职业发展出发，还是為了寻找更满意的生活方式，房子都未必是必需品。相反倾其所有地购房却可能限制了选择，影响了发展。 生活方式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鬆的生活方式，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嚮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原因无他，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还能提供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裡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对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一些白领们却选择了逃离，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的一位白领曾诉说心中的矛盾和烦恼。他几乎被当时所从事的那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压垮。工作带来的过大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使他几乎从没有休过一个双休日，也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甚至身体不适时也不敢请假去就医，经常处于易怒、烦躁中。他正在和女友谈婚论嫁、计划在市区买房置业，这使得他没有勇气辞职去尝试压力较小、收入较低的工作。 工作压力 如今，年轻白领因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鬆动的跡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海了去了。儘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专家解读 復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著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產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產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逃离北上广，路又在何方? 曾是广大年轻一代首选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楼价高涨、交通堵塞、生活压力加剧，愈来愈多的白领选择离开，去二三线城市打拼，却失望地发现，那裡楼价涨了，空气污染了，塞车也成家常便饭了，“城市病”在这些中小城市正迅速复製。在城市化的大潮下，何处才可安放青春? 在一些资源、机会、公共服务完全不能与大城市同日而语的二、三线城市，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逃向幸福与美好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 假如那些逃离者真的是出于一种自主的理性选择，那麼我们应认同这些选择。但是对这样一个族群而言，“逃离”已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因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 退居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到农村发展，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发展?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固然与个体的努力程度有关，但面对一个青年群体，是否依靠凭借直觉，或者几个个例就可以做出判断来说明这是合理的?早在杨澜劝“蚁族”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回击：小城市，要靠爹。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在中国各种资源分佈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会有另一番美丽的风景。 一位网友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以中小城市发展為导向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產业佈局问题、產业结构问题、產业调整问题，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唯有这样，“逃离北上广”才会意味著幸福回归。 更有网友以自己的亲身经歷赞同“逃回北上广”资源分配与体制问题是阻碍他们回老家去的两大绊脚石，“曾记得有一年回家办事，那帮拿著纳税人钱的傢伙，上班时间在办公室打牌，问个事也不理。这种地方如何能治理好?如何吸引资本来投资?又让我如何从大都市撤离?” “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一线城市相对来说给人一种公平的感觉，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规定办事，而在小地方办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生活，只要这个地方能够实现一个人的梦想，那它就是你的桃花源。而目前桃花源的建成还依赖于资源更加合理地分配。 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自信这麼一个浮浅在表面的问题了，城市化的加剧，很多人都因為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而成风前往，却在前往之前没有真正去预测或者说是去考量一下自己是否适合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错，它所提供的无论是就业机会，还是其他上面的服务都是其他级别的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发展过快过于畸形，不是按照一个城市的正常进程来进行演化的，是在大量的政治经济辅助政策下所形成的，这就使得这样的一类城市有了它的致命伤功能过多，而没有专一性。不得不说在这上面国外要做的远比中国好得多得多，国外的城市分工明确，使得他们在面临城市各项问题时，解决的策略要简单得多。 逃离之后再逃回 逃离“北上广”的浪潮还未散去，在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开始逃回“北上广”。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著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但往往回到家乡后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著些无奈，还有那麼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歷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随著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故乡是每一个人永久的思念，但也是永远都回不去的地方。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父母送上安慰，朋友给与鼓励，会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但很快，现实将会把人激醒。由于眼界和观念的不同，你会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环境以及人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你会发现找个理想的工作真的很难;假如你去找工作，你会发现有编製的单位很难进，而没编製的工作又很少。 工作机会少，干事要拼爹，观念不合拍，让不少“逃离北上广”的人身在故乡為异客，自己的逃离之地反倒更觉亲切。于是，很多人带著无限的失望再次回到那个他们内心有些“恐惧”的地方，重新来过。大城市相对的公平，更多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回归的理由，儘管这看起来像自我安慰。 逃离有逃离的无奈，回来有回来的苦楚。逃离或者逃回都是个人的选择，但他们奔波的足印，留下了这一代人的生存轨跡。他乡无法融入，故乡无法接纳，身在何处都是客，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谁喜欢漂泊，谁不爱家乡，但发展的不平衡，机会的不均等，不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就只能困守贫寒，去当“穷二代”。谁喜欢飘泊不定，谁不渴望家的温暖，但自闭的城市，疯长的房价，让白手拚搏的人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逃离也罢，逃回也好，心安之处是故乡。但要心安，不能仅靠个人的奋斗和修养，还要靠社会创造条件，给予呵护。冯唐易老，青春易逝，不能让理想的青年和青年的理想如南飞的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