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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数时间低头盯着右下方—一台笔记本电脑，手肘撑在桌子上挡住脸。然後以冰冷的语调回答提问。在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里大多如此。 回头看采访记录：在他这里，没有所谓敏感和不敏感的问题;在他这里，充满自信以及“我看不起他们”;在他这里，他把自己和媒体的关系定义为：我们，你们—“我们”都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尤其是央视为代表的“官媒”。 我们多少知道任志强的处事风格，加上这些年一直是他言论和作品的消费者，所以对他的表现并不吃惊—他就是这个样子，果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 一定意义上，他改善了地产商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他也用不间断的阐述，向社会各界供给市场经济的常识。“常识”稀缺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 Q：在你身上，企业家和公知，哪个成分更多? A：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坐在屋子里的研究者和我们这些实践者差得很远。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从2003年就开始研究，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麽我总是对的，他们总是错的。不要把我和公知联系在一起。只是媒体愿意把你当做一个万能的工具。大部分的媒体需要我当“大炮”的时候我就是“大炮”，需要我当公知的时候我就是公知，需要我当预言家的时候我就是预言家，需要引起仇恨的时候我就是被仇恨的人，把我当万能的猴耍。 Q：那你不在意? A：媒体过去很在意“官媒”之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像最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就说：“你要到我们这儿来”。以後我就说：“我不去，要采访到我这儿来”。芮成钢采访也得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和媒体的关系早就颠倒了，媒体想利用我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利用它，不但不需要它，还经常看不起它们，我一个微博的力量可能要比十个媒体的力量还要大。 “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 Q：柳传志之前提过要“在商言商”，而你不是? A：我们私下讨论的还是政。商人要谈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能让商人生存的环境，这是制度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打破旧制度，比如说大锅饭的问题、让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取消粮票是商吗?是政。 所以，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柳传志是自我保护。那句话不代表他的真实意思，他只是告诉大家，在商言商会少点麻烦，但根子里他可不是在商言商的人。 Q：你怎麽看商人的“行贿”? A：有时候为了生存，有些企业家不得不去换取，但不要以为行贿是商人主动或愿意的，而且行贿未必就是邪恶的。要检讨为什麽会这样，如果机制合理，怎麽会这样啊?官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商人怎麽办?如果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哪有这麽多违法? Q：王石说他从不行贿，不是“装纯”? A：他说不行贿，我觉得是说“我不行”，但不等於底下的人不行贿。万科被判刑、被抓起来的人比我们公司多得多了。就是因为过去这些东西多了，所以他现在才说“我不行贿”，所以他才加强管理。 Q：在你的书里，提到王石的时候，感觉不像冯仑和小潘那麽亲切? A：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是朋友。我们在公益领域的观点完全一致。 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都骂王石“让员工只捐10块钱”的事儿，王石当时的压力很大，後来追加到捐一个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最开始说要以四个基金会为名义发起捐款，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震死了多少人。地震是下午两点多发生的，我们三点多就通电话，五点多开始行动，还要怎样?用钱和数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个错误。你现在都可以查，我当年是帮王石说话的。 但我们也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我认为超能力的爬山是种脑残的做法。你愿意去爬山就爬山，愿意游泳你就游泳，但一定要鼓吹或者强调，就不好了。 Q：王石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像在微博上他说，对当年重庆发生的一些事“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是懦弱错误的行为”。而他以前是不涉及这些言论的，你怎麽看他的转变? A：我觉得王石从哈佛回来以後，言论和以前差别非常大。过去他很少转我的微博，但现在转了很多。我过去也基本上不看他的微博，他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但从哈佛回来以後他就不一样了。 Q：为什麽有这种变化? A：他当年受过打击，那些打击对他可能有些影响。在哈佛可能受了良好教育，一下子变开放了，也可能因为从日常事务中抽身变超脱了。背後还有什麽不知道，反正哈佛前後是两个王石。 Q：跳出地产圈，怎麽看以马化腾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家? A：他们摆脱了现有体制的困境，多数在境外上市，解决了一些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摆脱了很多审批，可以自己去创造，并对中国改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管他们初衷是什麽，客观上对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当然，他们很谨慎，你看马化腾发表过什麽言论?他几乎是个谨小慎微、什麽都不说的人，但他用平台创造了很多机会。 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 Q：你的书里说，你的父母对党非常忠诚，你能理解吗? A：我非常理解。尽管他们没有那麽多知识，甚至不会用电脑，但他们在传统的意识中认为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他们奋斗了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他们不是一开始懂了马列才去参加革命的。像孔丹(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的书里头，也特别强调父辈(其父孔原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为周恩来秘书)参加革命，用了“被动”一个词，被带动起来的。 Q：你对党的感情不变，是基於信仰还是基於必须面对的现实? A：现实和信仰总是连在一起的。你能说共产党的目标是不好的吗?出问题也是一些人有问题，党的纲领、党的目标没有问题，而且一个这麽大的党，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Q：但按司马南他们的观点，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A：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我告诉大家了，他们基本上都是错的，都是编造的，我不需要天天跟他们去纠缠。 有些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美国人说的我们都得反对，即使美国人说中国好他也反对：“看，他们假装说我们好，背後其实是想说我们坏”。你赞扬共产党，他会说：“你看，他假惺惺地说共产党好”。这种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 Q：那些对你的批评有没有影响到你? A：没有任何伤害，我连中央电视台都看不起。我说一句话可能是几十万的转发量，可能是几亿的浏览量，在乎它们干吗?没必要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们不是个力量，成不了气候。 Q：接着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大V”似乎和“造谣、传谣”联系在了一起，声誉似乎不好，你有被波及到吗? A：那是你们想像的。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大V，有问题都该被处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那些不敢实名的人，他们没有权利说自己对言论负责，你要对言论负责首先要对自己的姓名负责。 有人说我们这些大V就为了钱，发一条微博给多少钱之类的，这种愚蠢的谣言也有人信?!我们要拿广告费，可以拿很多广告费，也有人找到我愿意给我出这个广告费，但我不差这个钱啊。 “红二代”和“官二代” 完全不同 Q：前几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视采访，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娘胎里带来的”。能不能说，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带来的? A：我的这种“硬”，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形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改变很多。(这跟我的出身、背景)关系不是绝对的。 大院里的生活差不多。可能一层楼里，两居室是处长的，三居室是局长的，四居室就是部长的，分不出官大官小怎样。大院的最大好处就是平等。军长、师长、团长、连长的孩子都在一块住宿，只知道我是军人子弟，没有人说我是军长的儿子，我就要怎样怎样。 Q：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是比较叛逆，才会去当个体户? A：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母都被关到牛棚里去了，所有的孩子都是独立生活的。所以虽然後来父母被解放了，但是独立生活的种子已经长出来了。 最初出来创业的人，都是不靠父母的。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之子钟家伦，号称北京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个体户，他开的饺子馆同邮电没有任何关系，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是有严肃纪律的，经历过三反五反的人，谁敢(照顾孩子的生意)?哪能把革命事业变成私人的贪污腐败呢?当年北京市西城区的区长，就因为用公款请部队的干部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就被纪委抓住紧紧不放，最後被开除了党籍。 Q：当年的“红二代”和现在的“官二代”有什麽区别? A：比如说老红军可能有三个军功章，但他就在後勤管伙食，这些人的後代叫红二代。官二代是什麽?他可能什麽都不是。从学校门一出来，就因为是研究生、博士生，就给他一个司局长当。海南洋浦区因腐败被抓的规划局副局长，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直接当了官。他算什麽东西，我非常看不起这些人，狗屁不是。 但媒体需要让你当红二代的时候就给你搁红二代里，需要让你当官二代的时候给你搁官二代里，需要你当腐败分子的时候给你搁腐败分子里，对社会产生的误导是极大的。但我们不在乎，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95%以上的经济判断 都是对的 Q：媒体和社会总认为你在替开发商说话，在意吗? A：我作为一个行业协会的管理者，就是个利益代言人，要不然要行业协会干吗?汽车协会的不为汽车说话，钢铁协会的不为钢铁说话，那不是傻子吗?欧盟的就得为欧盟说话，欧盟的为美国人说话，那不是神经病吗? Q：有了微博後从千夫所指到“大众情人”，什麽感觉? A：2007年房价高涨之後，大家都觉得，任志强是个坏人。所以从那一年才开始有个“人民公敌”的说法。2008年、2009年，态度就开始有些转换;到了2010年有了微博之後，就完全转换了，原来是90%的骂，现在是90%的赞;从博客上也能看出来这个转换的过程，最开始骂的多，慢慢就被转变过来了。 只要稍微动点脑筋，懂点道理的，都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因为这十年来，看预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一直是最准确的，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一开始，国土部也想反驳我们的数据，最後他们也承认，我们报告的数据是紮实的、准确的。 真正认同我的人是按照我说的去做的。比如我说要涨价了，他就拚命买房子;或者说开发商先不卖房子，到涨价再出售。这些是真心的，没有行动的人都不叫真心，顶多就是凑个热闹。 中国问题很简单， 只是有人故意弄复杂 Q：最近我的同行把你跟胡锡进放在一起做了个比较，叫“分裂的爱国者”，你是否了解? A：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胡锡进，只知道他是《环球时报》的总编。我知道爱国有很多种，批评只是爱护的一种，老师不批评学生是爱学生，还是批评学生是爱学生?这麽简单的道理有什麽可讨论的?胡锡进那不是爱国。 中国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只是有人故意把它弄复杂。我也从来没觉得他是在讨论爱国问题，他经常说些连自己都不信的话，其实你明说也行，“领导让我说什麽，我就说什麽”，但他不是，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为什麽要讨论胡锡进呢? Q：很想知道你对“爱国”所持的观点。 A：胡锡进曾让潘石屹给我递话，不要老在微博上骂他。我说我没骂他，只是认为你不要像墙头草，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人们说起我至少会说，我在坚持说自己想说的，而不是别人告诉我说什麽我就说什麽。 Q：“红二代”里，你这种风格的多吗? A：红二代基本都这样，他们没在公开场合说，是因为你们没注意到，他们每个都比我敢说。胡锡进算什麽，就因为他是《环球时报》总编，你们就关注他?红二代里敢说能说的人多得很，出的书也不少，很多人比他有名。 Q：秦晓(招商局原董事长)和孔丹(中信原董事长)都算“红二代”，你怎麽看网上传的那个对话? A：胡扯八道。有类似的情况，但不是那种话。有过争论也很正常，我们每年都有聚会，秦晓、孔丹、我都是召集人，当然还有其他召集人，经常在一块聊天、争吵。这个世界大得很，你们只看到一小部分。 Q：争论和讨论什麽? A：时政。孔丹和秦晓最大的区别在於，一个认为“先有国”，一个认为“先有家”，这些争论在我们中间是很公开的，而且是很坦然的讨论，没有像他们说的变成了敌对了，胡扯八道。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都是。 Q：你乐观吗? A：乐观不乐观得看你们，我们基本退出舞台了。我现在不算是体制内，我应该算体制边缘，很多他们已经不管了，比如说党的工作开会、组织学习，和我没关系了。如果後面的人不努力，那就很被动。 Q：你当人大代表的时候，努力过吗? A：我的书里已经说了，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打破了很多困境，推动了很多改革，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肯定很有希望。怕的是你们总爱问“你们怎麽敢去做，我们不敢做”。但，甭管我们敢不敢，我们做了。 Q：最近很热的话题是富人移民潮，你会移民吗? A：我为什麽要移民啊?要移早就可以移了。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