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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三年，未见《书屋》。 一段孽缘，几句戏谑，改变了一个人的阅读。那些毫无徵兆的对话我还依稀记得： “阳思，你听听人家怎麽写的，我给你读一句，『在到处是革命标语的工厂车间，形如阳具的烟囱挺拔而起……』” “阳具?什麽阳具?” “啊?阳具!你不知道呀!?阳具，你没有啊?” “哦，我天，你看的什麽色情书籍呀?” “《书屋》!是杂志。什麽色情，懂不懂呀?” “……” 後来，我找到了那篇文章，是祝勇抒发的禁慾之感，为针对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面“性爱渲染”的批判而作的辩护和平反。於是志趣更易，以後不读文摘，从此走进《书屋》。 而现在，我已与它阔别多时。那年秋夏之交，跨越赤道线，抵达奥克兰，再未翻阅《书屋》。从渤海之滨到千帆之都，满满的两大行李箱却“塞不下”一本杂志，实在愧疚无奈。好在，置身“中土”，求学异邦，总有些许新奇，聊以慰藉。 初来奥大校园，总感觉是这里就是个“百草园”，至少应该比鲁迅先生儿时的乐园更丰富。寒来暑往，身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植被，不停地变换着生命的颜色。不必说冬天过後滕青枝华、鸥歌莺舞的一派春和景明，也不必说仲夏时分老政府楼前高耸颀长的南洋衫和硕大雍容的凤凰木，单是文学院一侧十五棵一字排开、叶生叶落的法式梧桐，就有生息延绵的无穷韵味。不曾求证有没有桑葚、木莲和覆盆子，但赤练蛇和飞蜈蚣必然是看不到的。如果能有时间细致观察，分辨归总，或许能写一篇《奥克兰大学生态考》。非要叫它“百草园”，其实委屈了，因为此处不但有奇葩异蕊、乔灌丛匍，还有科学成果、理论着述，更有睿智的学者和“渊博的宿儒”，授之“百果园”或者“百家园”之称，也不能说胜之不武。但可惜，我等草芥众多，“百草园”一词最能体现普适性。 尽管这里流芳凝碧，百思齐聚，还有书刊万千，但却不见《书屋》，就连最大的综合图书馆里，也难觅其影。久留驻足後，心中难免空寂。说起这《书屋》，和鲁迅先生的私塾一样，也有三味於我，不光是“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醋酱”般的感知体验，还有景泰蓝的古朴封面、方寸间的遗珠插图、大尺度的双行排版这样的视觉张力。所载文章自不必说，即便不能算是字字珠玑，至少句句也是肺腑之言，让人酣畅淋漓、心有戚戚焉。 当然，在当今大陆华文圈里，所谓北《读书》南《随笔》，有不少类似的非文摘非小说类的思想性期刊，论资历，论权威，《书屋》决不会独占鳌头，只是一枝独秀罢了。最具开创性和认可度的，还是《读书》。以前有人说只看《读书》的人，可以假装也看过《书屋》，反之则不然。可是汪晖接管之後，把这份读书刊物搞得高高在上，成了人文社科的“核心”，不但学术化严重，而且晦涩难懂，完全没了“读书无禁区”的豪迈与情怀，更不用说那份“人的太阳必将升起”的锐意和决绝。经常出现一些经济策略和政治立场的聒噪和宣泄，逐渐昇华为“一小撮人集体手淫的圣地”。後来听说汪晖已经离任，而现在《读书》的风格，我便不得而知。 如果只是因为缺少一本杂志，就忽视了“百草园”对华语阅读的贡献，实在有失公允。毕竟我们还能找到小说界的“四大名旦”，还有一直更新的《山花》和《联合文学》，但我对这种体裁始终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抵抗力，一来不想沦陷在虚构的情节里，二来实在没有太多时间。但有时候，壁垒还是会有裂隙的。曾经耗费了整个圣诞假期好奇地读完《灵山》，除了频繁变换的叙述人称，还有影影绰绰的山林和流水，几乎回想不起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高行健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只剩一抹清冷。不过，最意想不到的关怀总会悄无声息地呈现，在图书馆华文区最後一排书架的最底层，居然收藏了自一九七九年创刊以来到九十年代末期——沈昌文时代，在我眼中最鲜活、最生猛的时代——的《读书》。它们还被合订成册，既耐读又方便，也算天无绝人之路。但我却未曾细看，只是匆匆地翻阅，又放下，因为心有一份不愿替代的眷恋和不想扰乱的“三味”。 如今，在这“百草园”，不见“革命标语”，不见“工厂车间”，也不见“烟囱挺拔而起”。 不见《书屋》，只有阳具。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