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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圆了中国作家百年诺奖梦，全国迅速掀起一股“莫言热”。与此同时，和诺奖一样挑动国人神经的“文艺复兴”这个话题，也再次进入公众热议范畴。 中国的“文艺复兴”真的从莫言开始了?许多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在泼冷水。韩寒说得很决绝。“没有什麽文艺复兴了。这个时代东西太多了，就算文艺复兴到来，新的工业革命再来，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时代的当时就觉察到。”在韩寒的语气中，有着一贯的批判和不羁的味道。 不过，他态度一转，又补充道：过去的就过去了，总要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 这一次，韩寒恰好在做一个有关“文艺复兴”的事情。在莫言获奖前12天，即9月29日，由黄耀明、韩寒、彭浩翔牵头发起的“文艺复兴基金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致力於独立音乐、文学、影像三个领域的推广和发展，“期望发掘优秀创作人才，复兴华人创作者的独立创新精神”。 鼓励独立创作 韩寒对支持资助独立创作一事的想法由来已久，而他自己在最初想要创办杂志的时候，也一度想过将杂志命名为《文艺复兴》，但种种原因作罢。但是，为独立创作争取空间的念头并未因此打消，今年7月，韩寒在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开设专栏，想把专栏稿费捐出，设立一个资助年轻创作人的基金会。所以，当文艺复兴基金会的创办成员找到韩寒时，他一口答应，出面力挺。 两个多月後的9月28日，韩寒动身前往香港——这个武侠小说、港产片、流行音乐曾繁盛一时的华人流行文化之都。他和黄耀明、彭浩翔拿出各自的私人物品拍卖。黄耀明带来达明一派八十年代特别版黑胶唱片，韩寒则捐出了陪伴自己拿下赛车冠军的“幸运手套”和夹着金箔的限量版书，为基金会募集到第一笔资金。 作为支持海峡两岸四地青年文学、音乐、影像创作的非营利机构，文艺复兴基金会所宣扬的精神是“自由表达、独立创作、推动多元、寻找浪潮”。具备热情、刚投入创作的新生代作者或新创作者，不受支配不附和的优秀独立作品，正是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基金会特别关注的对象。 “我们基金会资金的筹募，不是来自一些大家族，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很多。但我们最大的资源，是很多有心的不同行业、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人，他们乐意分享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基金会理事长黄耀明说。 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由音乐、文学、影像三个专业领域内具有成就的知名人士担任，包括黄耀明、韩寒、彭浩翔、贾樟柯、张元、舒琪、郭启华、姚谦、周耀辉等人。此外，基金会还另设地区和专业召集人，负责各地区的组织协调事务。香港召集人有潘达培、邓小桦，中国大陆召集人有朱建、王小山、许知远，台湾召集人有张培仁、张铁志、张钊维。 基金会的成员，除了秘书处的几个人，所有人都是义务性质的，谁有时间谁就多做一点。而今年“比较有时间”的黄耀明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长，韩寒则担任副理事长。 “一个艺术家总是想着从作品得到回报和资源，创作就会很不自由。”黄耀明说，基金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让艺术家很放心、很自由地去创作，“我们的存在就是给他们提供资助和资源，包括精神上、人力上和财力上的资源。有了这些资源，他们就不用为了多赚点钱而牺牲自由。” 韩寒补充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经济不独立，当商业机构或者团体出钱让你帮他们写软文，你就会迫不得已地就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再加上大陆的稿酬很低，文化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很差，“因此在这方面我也希望基金会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当初做《独唱团》杂志的时候，希望一个字有一块钱、两块钱的稿费，也是出於这样的动机，希望文化人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 抗衡时代 虽然莫言获诺奖提高了国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提振了中国文学的信心，但是，中国文学艺术在亚洲和世界的整体影响力依然不足，尤其是大量独立创作人依然生存艰难。 无论是韩寒还是黄耀明、彭浩翔，他们都清楚，他们所提倡的文艺复兴，与真实名字为“人文主义”的那次近代欧洲文艺复兴相去甚远。就像陈丹青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所说：“咱们别谈文艺复兴……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难达到意大利那个时候的文艺复兴。”他发出这样的呼号：“我祈愿华夏复兴文艺、文艺复兴：何止中国，如今全世界唯利是图而涉嫌迷失，连西方也该幡然有悟，策动新的文艺复兴。” 黄耀明的话也透露出一番野心：“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引领时代，但我们想抗衡时代。”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我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惟一共同点”。 中国不仅需要，更可以说“渴望”一场文艺复兴。但在现有体制的束缚下，中国有可能实现文艺复兴吗? 从2006年至今，短短的六年间，在中国知识界至少掀起过三次“文艺复兴”大讨论。第一次是2006年底到2007年初，围绕着学者刘军宁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引发的大讨论，熊培云、崔卫平等众多学者纷纷回应，在读者中引发巨大回响。第二次是2009年10月，北岛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2049年的读者》一文激起的波澜。 2007年春，当那次“文艺复兴”论战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时，中国诗人北岛在纽约林肯中心观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该剧讲述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机遇与命运，这“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终通过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让北岛深受震动。 看完话剧後，北岛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就中国文化复兴问题，在纽约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两年半後的2009年10月，已定居香港的北岛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在“进步”中付出的种种代价，尤其是创造力的代价，看到中国正处於一场可怕的“物质主义昏梦”中，中国当代文化“到处是贫瘠与空旷”，按捺不住内心的悲观甚至绝望，写下了《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2049年的读者》一文，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 黄耀明想抗衡的时代，正是北岛眼中的那头恐怖的物质怪兽。 用文艺去复兴生活 9月29日下午，在主题为“我所理解的文艺复兴”的新浪微访谈中，一位网友就向惟一的访谈嘉宾黄耀明提问：“你不觉得在当代谈文艺复兴很空洞吗?”黄耀明回答：“我们不是尝试去复兴那些属於欧洲的古老文艺，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法，用文艺去复兴我们的生活，不要被过热的经济与过度的消费拖垮我们。” 不过，当从普通话说得并不利索的黄耀明的嘴里说出“经济挂帅”这个词时，还是稍微透露出那麽一点荒诞和无奈。 “我们的社会太需要来一场文艺复兴。”黄耀明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经济很强大的时代，但这强大并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文艺生活中，现在什麽都为GDP服务，“这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在我们的眼前蒙着很多云雾，我们要拨开这些云雾，将我们的生活和心灵重新显露出来，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 六年前，刘军宁欢呼“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的根据是：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他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兴起。当时，刘一定想到了印刷术在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它使新思想的流传更易更广。那时，他的眼前还没有出现更令人惊叹的“景观”：短短几年後，互联网已经发展到微博时代。 韩寒承认，我们所获得的不大的自由，实际上是科技给我们的便利。但他认为，实际上我们夸大了微博的影响力。“很多公众事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说微博，觉得这是顶天了，但你去大街上一问，根本没人知道。” 这正如中国电影在当今的境遇。中国电影市场在放开，票房在飙升，但类型却前所未有地越来越少，同一领域的电影越来越多，题材越来越不开放。投资方只想拍有很多特技的古装大片，在票房上更有把握。而很多优秀的中国低成本电影，即使自己花钱拍了，通过了审查，也找不到商业发行渠道，进不了院线，就像很多独立音乐找不到听众一样。 “电影文化要复兴起来，一定要多元化发展，大片要，小的类型片也要，这样的电影市场才是健全的。”因此，在彭浩翔看来，中国电影复兴的标志很简单，就是有一天，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有一半不是古装大片，那就说明中国电影复兴了。 “现在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笔者觉得，彭浩翔的这句话，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电影说的。 对话韩寒：没有什麽文艺复兴了 记者：你怎麽理解“文艺复兴”? 韩寒：我最早办的杂志《独唱团》，取的名字就叫“文艺复兴”，但当时这名字没被批下来，说带“文艺”俩字的都不批新杂志了。我听信了，当时就取了第二备选名字《独唱团》，结果没过多久，好多带“文艺”俩字的杂志就出来了，如《文艺风赏》啊什麽的。後来我才弄明白，“文艺复兴”这四个字里，“文艺”没问题，“复兴”有问题。 “文艺复兴”这个词语更多的是指意大利，但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心中的那段文艺复兴的情节，可能特指的就是一九三零年代，那时彷佛有过一阵子文艺复兴的意味——有一些启蒙运动，一些好的文学冒尖，此後是一个低谷。现在因为互联网，文艺发展又比以前稍微好一些了，但是离“复兴”、“茂盛”还差很远。 记者：在现有体制下，中国有可能实现文艺复兴吗? 韩寒：体制是可以被架空的——体制是可以被人心架空的。文艺能不能复兴，其实也是人心的问题。如果人心没有复兴的话，那再多的基金，再多的口号，都没有用。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个人比较悲观——过了就是过了，比如交笔友的那个年代，手抄本的那个年代，摇滚起来的那个年代，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它过了就不再来。 记者：你相信现在的人心吗? 韩寒：(笑)现在的人心其实相信的是情绪。人们都是跟着情绪走的，无所谓谁对谁错，只在於看哪个顺眼，听哪个顺耳。 记者：既然大家跟着情绪走，在这种情况下能架空体制吗? 韩寒：很难啊，很难。这个体制太庞大了，很多跳出来的都是傻逼。而事实上那麽大的一个体制，也有很多聪明人、精英在为它服务。 记者：你有些悲观。 韩寒：对，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是，总要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现在的文艺很难像以前那麽兴旺，因为它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当时我办杂志，就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文艺上受到重视。大家都想要出名，但如果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好的载体让他们出名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去走譁众取宠的道路，人们也不会想看我们这样正儿八经的访谈。 重复启蒙 记者：微博时代是否会乐观些? 韩寒：如果把文艺复兴理解成小的概念，从纯粹的文艺角度讲，那它无所谓难或者容易。如果理解得大一点，理解成“人的觉醒”的话，就会存在一个问题：重复启蒙。在互联网时代，你看着很多事情散布得很快，但其实挺难的，因为我发现受众其实是同一批。 如果这批被启蒙的受众是两百万，那麽启蒙就一直在这两百万人中进行，很难打破壁垒，走向那些喜欢曾轶可的人，喜欢李宇春的人，喜欢看美剧的人……文艺复兴或者说个人觉醒，只是成了一个美剧的剧种，就像你们这批人是喜欢看《绝望主妇》的，而我们这批人是喜欢看《文艺复兴》的，就会变成这样，而每个壁垒都很深。微博相对获得一定的言论自由，但在微博上，随着知识分子的话说得越来越多，加上自身的内斗，他们的公信力比政府的下降得更快。 记者：知识分子的公信力为什麽会下降? 韩寒：我觉得很多原因要从知识分子身上去找：一没共识，二没合力。这就像我们去加油一样，大家要去往同样一个地方，都在同一辆大巴上，我说咱们先省点钱，加93吧;有人觉得我们要走快点，加97吧;还有更极端的，说这车得加98，跑得最快，直达目的地。结果想去同一个目的地的三伙人自己先吵起来了，把加油站炸了，然後旁边一帮人就笑这帮傻逼。在微博时代，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得太快了，有些特别重大的公共话题也只能延续一天甚至半天。在形成合力的过程中，随便哪个傻逼出来喊一嗓子，注意力就会被分散。 记者：有什麽途径可以打破你刚才所说的壁垒吗? 韩寒：其实挺难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最早的基础教育(入手)。教育是最坚固的一个壁垒。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可悲的教育制度下。 比如说一个班有五十多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最後的结果可能是二十五个人无所谓，二十个人接受它的洗脑教育，最终只有四五个人有一些自我觉醒。有很多我们所了解的人，会觉得某某如何，觉得他做了多少坏事，有多麽不喜欢，但是当你去参加同学会，一打听，发现周围只有你一个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要从最早的教育开始突破。 我想给自己的小孩编教材，自己出版。包括我朋友的一些出版计划，我都希望能出版一些新的课外教材，但在审批上根本就不可能。 其次，还得靠科技。我们所获得的不大的自由和尺度，实际上是科技给我们的便利，没有那些科技，我相信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那个年代，有时松松，有时紧紧——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批评三峡了，那是因为主张建三峡的那一拨人失势了。那不是基於言论自由，而只是人家内斗过程当中放的一个口子让你说而已。这其实还是不容乐观的。 记者：在你心目中，中国最近的文艺繁荣时代是在什麽时候? 韩寒：“五四”，还有上世纪80年代，前者有自由，後者有热情。 最看不惯文人相轻 记者：比起同样制度下的苏联文学，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作家都挺虚弱的。你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麽? 韩寒：一个是不同民族的性格使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於很多苏联作家来说，欧洲是他们的後花园，也就是说，在苏联受到了迫害，欧洲有很多地方可以庇护他们，他们依然可以写作，且他们和欧洲很多国家都同属印欧语系，在语言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中国人有时候不认可自己人也是一个原因，就算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老外干了一样的事情，也会下意识的觉得自己人不行。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思想扩展出来，也会造成我们自己的相轻。许多原因加在一起，时代的、性格的、语言的、民族的，总之就是倒霉悲催地加在一块，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记者：除了外在的环境，中国作家、艺术家自身还欠缺什麽?和当代外国文学相比，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差距有多大? 韩寒：不缺什麽，缺读者，缺高的稿酬，缺社会保障。我们的社会变迁经历和文字都太特别，我不是特别建议把我们的当代文学去对比外国文学。 记者：就你接触过的中国作家来看，你最看不惯他们的哪些毛病? 韩寒：文人相轻。我在早期也有这样的倾向，看不惯其他作家，觉得写得差。自己再放几句没有根据的狠话，觉得很不错。但相轻来相轻去，很容易变成互相诋毁。有人觉得中国作家圈子意识很重，但这无可厚非，人有自己的交友自由。 记者：思想在文艺复兴中起到的作用有多大?目前，中国要实现文艺复兴，更需要的是思想还是勇气? 韩寒：没有什麽文艺复兴了。这个时代东西太多了，就算文艺复兴到来，新的工业革命再来，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时代的当时就觉察到。思想，别谈那麽远吧。 记者：所谓的青年作家，目前主要就是70後、80後、90後，但比起50後、60後作家来说，这几代作家都显得成熟很晚，还远没有创作出足以和他们抗衡的当代经典作品。这是为什麽? 韩寒：无可否认，很多50後60後的作家写出很多优秀作品，但人们总是习惯於不认可当下，追溯过往。等到三十年後，一样会有人问，现在的20後、30後很畅销，很受关注，但比起上一批的80後、90後，还没有创作出可以抗衡…… 记者：有学者认为，历史在中国80後文学中是缺席的。对此，你怎麽看? 韩寒：据我所知，很多年轻作家有不少对历史的描述。某些学者所谓的年轻作家作品中的历史缺席，其实说到底就是年轻作家没有把作品背景放到文革、大跃进、反右、上山下乡等他们所经历的特殊时期。说真的，我虽然对那段历史略知一二，但要我把小说或者散文的背景直接放到一个我没有经历过，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又极其特殊诡异的年代里，我没有那个勇气和信心，况且见证者大多都在世，年轻作家写起来很容易闹笑话。那个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人相信很难体会。很明显，就算年轻作家写了，某些学者也会跳出来冷嘲热讽地说，小作家还是要活在当下，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年代，把背景放到父辈的特殊经历上是不可取的，因为你们写得漏洞百出，你看，那年代里，XXX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记者：新世纪以来，80後文学一直被贴着“青春文学”的市场标签，80後更优秀的严肃文学创作被遮蔽了。 韩寒：文学就是文学，青春文学、严肃文学，甚至穿越、宫斗、科幻，都是文学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更优秀的严肃文学创作。文学只有好的、坏的、好看的、难看的。当然，这个好坏的评判标准因人而异。 (本文选自南都周刊)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