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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朋友聊天，从美国大选说到即将上演的十八大，最後老话重提，又落到民主这两个字上了。我当时谈了一些我的糊涂看法，没想到大伙认为还挺有道理，都建议我好好说说这事。今天我就整理了一下，跟大家聊聊我对民主的看法。 我简单归纳了三条。 首先，要想在一个地方推行民主，大伙得具备一定的民主思想，大多数人要有这个愿望，最起码，您得真信这个。 有人说了，哪这麽复杂啊?不就一人一票选举吗?可不是这麽简单。这种大夥一哄而上的事太难掌控了，乱了套，法律都管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种民主自觉，并不真信这个，不拿这个当回事，谁给我500块钱我就把票卖了，那就像某些国家一样了。说是民主了，其实最後国家还是落到了几个大家族、军阀甚至黑社会的手里。那还不如弄个皇帝坐在那儿呢，就像英国王室那小两口，起码看起来还像个人呢。 说到这儿，咱们漫谈几句。有人总抱怨老祖宗，为什麽中国就没有民主传统呢?为什麽几千年下来一直搞集权专制呢?我的分析是：没办法，这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环境有关，是由天时地利决定的。 其实远古时候老祖宗也曾经民主来着。传说那会儿有事也要开氏族大会决定，那时候尧舜老哥几个跟当班干部似的还互相禅让呢。但我们这群山里人和希腊海边的那帮人不一样，我们一直有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水。治水这事可不是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就能办得了的事。非得集所有人之力与大自然斗不可。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绝对权力，你办不成这麽大事。 古书记载，大禹当初把水治了，顺便把人也治了。要我说，其实他是先把人治了，然後才把水治了。等他死了，他把位子传给了儿子启。封建集权统治从此就开始了。这在当时有合理性，因为不高度统一权利，你治不了洪水，到时候大伙都完了。 此後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就一直传了下去。但到了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文帝、景帝这爷俩信道教，讲究无为而治。少给老百姓捣乱，人家自己知道怎麽过日子。那时候是典型的小政府，一个大县里算上县令才六个公务员，皇宫里才36个宫女太监。几十年下来，国家一片繁荣。 有人一定说了，要一直这样不挺好的吗?是啊，问题是你愿意，他有人不愿意呀。比如说匈奴。你日子过好了，以匈奴为代表的各兄弟民族眼就红了。你以为汉武帝愿意打仗吗?不打不行了，不打这帮狼就抢到炕头上来了。 要打仗，又要兴举国之力，就要建立强劲的国家机器。道家那一套就不行了，於是儒家夹杂着法家正式上场，从此，有组织、有理论、有纲领的集权统治占据了绝对地位。民主的那点原始念头也就彻底断了。 公平地说，在没完没了的天灾人祸面前，对我们这个饱受磨难的民族来说，高度集权专制是有和理性的，甚至是有功的。反过来，民主在中国历史上运气太差了，东头山里边不兴这东西。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当初不是坚船利炮砸开了国门，中国还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中国现在一定还在重复几千年的专治故事呢。 有人曾经不服跟我争辩，说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不是早期民主思想吗?我当时驳他，书不能这麽念，那个“民”说的是你我吗?那会儿的“民”是包括孟老师在内的士大夫，那会儿是奴隶社会，一般人跟大牲口一样连名字都没有，统称为黔首。 毫无疑问，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是从西方兴起的。有人问，为什麽民主在西边那疙瘩运气就那麽好呢? 其实民主在古希腊闪了闪亮之後，其命运和在中国也没什麽两样。各族人民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中，也都集权专制了。只不过层次和水平要比中国低得多。 我一直认为，现代民主的萌芽，其实就是两千年前一个人说的一句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句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话，在两千年前可了不得，怎麽着? 在上帝面前，国王和要饭的一样了，太后老佛爷与青楼女子没高低了，这话说出来在西方要上十字架，在中国是要灭九族的。 人人平等，这就是民主的精髓。这句话不仅是基督教的柱石之一，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句话从宗教嘴里说出来，被反覆传颂了两千年。经过了这麽漫长时间的思想准备，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了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开启了现代民主。现在不管你接不接受，认不认可，全人类的民主大同是早晚的事，从这句话说出来开始，你就逆转不了了。 有人一定问了，中国以前也有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不也是平等意识吗?但问题是，说这话的和听这话的，他们自己信吗?而耶稣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信的人也没几个。但现在却有无数人坚信不疑，而且把它作为理念转化成了社会制度。这就是其中的差别。 搞民主又不信民主，那民主立刻就成了争夺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民国初年，袁世凯、曹锟他们也选举呀。但是从选的到被选的没一人真信这事，最後就那副德性了。放眼世界各国，这样的例子多了。 那问题就来了，现在的中国有多少人真信这个呢?信的又有多强烈呢?有人总吓唬人，说，其实现在和一百年前差不多，一旦开选，马上就会又回到民国初年，先是大盗窃国，接着是军阀混战，最後是国家分裂，真有这麽悲观吗?难道一百年过去，中国人还弄不懂人人平等这四个字吗?难道非要先普及基督教才能搞民主吗? 刚才说的是民主意识、民主思想。 我把它比喻成种子，种子要活就要有土壤，下面咱们就说说土壤问题。我问过一个学历史的朋友，当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如果也学美国一人一票搞全国普选，连溥仪算上都可以当候选人，你说谁最有可能当选?朋友低头认真想了半天，最後回答说，还是溥仪。我又问：那为什麽十几年後袁世凯妄想恢复帝制，全国人民又都反对呢? 这十几年里发生了什麽? 答案就是：现代化教育。 人们接受了以科学为主导的现代化教育，心智一开，马上看着庙堂上坐着的那个人就别扭了。请问：为什麽是你呀? 你比我强在哪儿呀?为什麽不是我呀? 所以说历次反专制的主力都是学生，学生中带头的又是海归、洋学生。当时有了民主思想的种子，加上现代化教育的普及推广。才十几年的功夫，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就彻底玩完了。 种子重要，土壤一样重要。一个国家的教育现状决定了他的民主现状。像埃及，民主的激情过後，选出来的却是个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大伙奇怪，民主了半天，怎麽结出这麽个奇怪果实呢?其实你看看他的国家教育现状就可以知道，这里面有必然性。展望伊朗，一样，哪天真普选，选出来的还是宗教保守势力。展望现在朝鲜，也一样，高票选出来的一定是金老三。如果十几年前中国普选也会和现在结果一样。没办法，这是由基础教育决定的。 土壤毕竟是土壤，你往里放什麽种子他就长什麽。它可以开启民智，也可以愚民洗脑。以前专制者对教育是可以控制的，但这十几年事情就不那麽有把握了。这期间又发生了什麽?答案是：互联网。 因为有了互联网，土壤的面积被无限放大了。如果一个中国少年得到的资讯和美国少年几乎一样，你就管不了，也管不过来了。这个要是控制不住，那就什麽奇形怪状的东西都往外长了。这十几年世界天下大乱，多少看起来铁打的江山，一哄也就散了。那些是不是真民主不敢说，但专制那一套肯定是玩不转了。因为专制的基础是愚民，现在你做不到了。 前面跟大家说了推行民主的两个先决条件：民主思想的启蒙和现代化教育。一个是种子，一个是土壤。那有人说了，这也太虚了，也没法量化，怎麽知道到什麽程度，行还是不行啊? 这就要看种子在土壤里结出什麽果实来了。果实打开，里面是一个人。 在最近这二十年席卷全球的民主浪潮里，你最终看到的其实往往只是一个人。像南非的曼德拉，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韩国的金大中、金泳三，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苏联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等。如果再联想到以前的先驱：克伦威尔、华盛顿、甘地、戴高乐、孙中山等等，你会发现，尽管叫民主，但最终的气数还是要凝聚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什麽时候出来，出来还得能够成功，这取决於人民对民主渴望到什麽程度，现代化教育到什麽程度。真到了那个临界点了，大伙千呼万唤了，这个人就出来了。出来太早不行，就跟鲁迅写的“药”一样，如果人民的认识水平还没到这个高度，你让人弄死也没人心疼。用时髦的话说：人民不能被民主。 所谓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这个“斯人”什麽样啊?所谓智勇双全，我认为这个人的勇是第一位的，非有弥天大勇不可。上面说的那些人，很多都是宁愿把牢底坐穿、抛家舍业不要命的主。因为你挑战的是整个既得利益阶层，是整个国家机器。你想啊，全天下的贪官污吏、党棍军头都跟你玩命，这里面的困难和艰险，注定你是九死一生。 回顾那些民主先驱，差不多还都是这个特点，与勇相比，智都一般，後来当了总统干的也就那麽回事。但他们打破专制体制时的那种盖世之勇，是我们常人无法想像的。 其次，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真信民主。即使权倾朝野时也能还政於民，开万世之太平。这和蒋公、毛公不同，当初也天天喊民主来着，到时候就不是那麽回事了。就是眼下那些我见过的民运分子，也差不多是这副德性，无非是一群没吃上葡萄的狐狸罢了。 最後还有水平问题，这就取决於现代化教育的水平了。我一直向天祈祷，千万别再给我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或者流氓无产者了，这样的小丑我们见得太多了。求求你，给我们一个正经文化人吧。 到此，我把我理解的推行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都告诉大家了。那就是思想启蒙、现代化教育和历史性人物。大家在以後在观察民主问题，特别是观察中国的民主进程时可以做个参考。 我个人的观察是：尽管种子一百年前就种下了，但中国的民主还处於孕育阶段。现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使土壤突然变得异常肥沃，我相信发展进程会很快，至少目前专制统治的气数还未尽。我也相信近期在所谓党的领导下，会搞一些改良性质的基层选举，但这不是民主，注定不会成功。因为他违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纽西兰为例，民主是用不着什麽人来领导的。 最後就是“那个人”了，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他的踪影。我猜测这个人未来会出现在体制内，和苏联一样出现在堡垒内部。因为现在的既得利益阶层太强大了，民间的任何人都不是对手。有人问，会是习近平吗?那我问你，他真信吗?他够勇吗?我看不像。 二十年，这就是我的预测。希望到那时候，我还活着。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