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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立言收. 诗言志，歌咏言。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老夫子对《诗经》颇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所以有资格说：诗经三百首，概括来说，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古代诗歌将汉语的感受、表达、思维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成就了後世几千年诗歌创作的源流。 古代统治者，出於“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需要，从周代便有派官吏到民间采风的传统，於是中国古代诗歌便自然分成民歌与文人诗两大支流——其实民歌的老祖宗《诗经国风》也是经文人收集编辑的，与我们後代的红色民歌《东方红》、《绣金匾》等有些类似，纯民间的声音，“思无邪”在流传的过程中遭到人为的湮灭或篡改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常数。 上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白话文的兴起对古典诗词格律是个挑战，但很快，以胡适为首的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诗人学者，就以白话诗挑起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大旗。白话诗创作风生水起异彩纷呈，才华横溢的诗人随便数数就有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等，他们的佳作，流传到现在脍炙人口的，如《炉中煤》、《死水》、《再别康桥》、《雨巷》、《大堰河，我的保母》等，抒发的也都是诗人的真性情真才思。 因为诗歌“思无邪”的特点，注定了它撇不开社会政治环境的左右。现代诗人们不久都照各自的创作理念皈依到“创造社”、“新月社”等一个个文学社团门下。再以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大好河山也踏碎了诗人的清梦，大敌当前的严峻逼得诗人们不能再安坐象牙塔，左翼作家联盟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在文学创作领域起主导作用，红色作家、诗人们一代代涌现，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文学创作彻底沦为政治的工具，诗歌何能幸免? 从此不管是文人诗还是经改编的民歌，都只能遵循一个“主旋律”，1949年後更甚，“红歌”一唱60年，至今不衰。 我去年回国，发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京城各大公园里，唱歌的团体比比皆是。歌者多数有组织，几乎都是退休的老年人，有的公园里这类歌咏组织有好几个，不少歌者颇有专业水准。就以颐和园为例，後山的合唱《洪湖水浪打浪》上百人激情澎湃;谐趣园山後的竹林中又有七八个女声用四部合声在演绎《红莓花儿开》和《山楂树》，唱得悠扬婉转，绝对不输专业歌唱家;最精彩的是在知春亭，山东民歌《苦菜花》铿锵激昂，唱歌的大妈梳直短发，穿旧外套，若在农贸市场领着孙儿买菜毫不起眼，但她的声音饱满、激情，唱到高音处游刃有余，还有那若隐若现的山东口音，真正叫原汁原味，赢来不绝的掌声，让人联想起当年部队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我想，如果她能再唱一曲歌剧《白毛女》里的《北风吹》，肯定不输当年的王昆。 群众歌咏运动唱的都是“红色经典”。20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的诗歌没有“最红”，只有“更红”，遂有改革开放後邓丽君风靡大江南北的反水。但作为风雨中走过的几代人，从抗战直到文革後，除却红歌，伴随我们青春和中年的诗歌竟是个空白!我们的“思无邪”在哪里? 好在诗歌也在与时俱进。据网上介绍，中国眼下有写诗歌的人200万左右，相当於纽西兰人的半数，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人口，并且佳作迭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瞩目。据说因着诗歌本身在语言和思想上的超越性，21世纪的中国诗歌正在远离口号和宣传式语言，也先天的与商业性相逆反。 相信今天的中国诗歌已经能望见新世代的曙光。相信我们的子孙後代能够真正享有属於他们的“思无邪”。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