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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西兰是一个小国家、小经济体，并且相对远离国际市场，因此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像是个“商家必争之地”;同时这几十年来，纽西兰在所谓“富裕国俱乐部”中的地位也在逐渐式微，但这些因素并不妨碍我们大大小小的CEO们相对更轻松地领着天文数字一般令普通工薪阶层“闻之傻眼”的高薪。 在过去数个月间，纽西兰最大的一些企业如Fonterra、Telecom和纽航的CEO们不约而同地先後宣布退休或者离职，由此腾出来的这些动辄百万的高薪职位不知道引起了多少“准”CEO们的觊觎。 10年前，当时的Telecom女执行长Theresa Gattung一年的总收入是160万，这个数字当时曾令国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160万相当於当年全国平均工薪收入的45倍;即将离职的Telecom现任执行长Paul Reynolds去年的年收入是520万，比去年全职职工平均年收入5.1万高出了100倍，Reynolds一周的收入就相当於平均年薪的两倍!另一个足以说明CEO薪水快速膨胀的例子是Westpac纽西兰执行长的年收入，十年前这个数字是150万，是当时该银行一线员工平均年收入的34倍，去年Westpac纽西兰执行长George Frazis的年收入为540万，超过了员工收入的90倍。 事实上Telecom和银行这些大机构的情况并非特例，根据专业薪酬顾问机构Strategic Pay的研究，国内的那些年销售超过3.5亿，员工超过1000人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在过去10年中的涨幅达到了84%，中位价为67万;年销售1亿左右企业的高管薪酬上升了60%至50万左右。 公共机构CEO薪酬“水涨船高” 私营领域的CEO们的收入多少似乎只是商业行为，不过私营领域的“水”一涨，公共领域的“船”也随之高了起来，基督城市议会执行长Tony Marryatt的年薪就一把涨了6.8万，这激起了4000名市民的游行抗议----因为他们是地税纳税人。游行队伍中的职业消防员Kelvin Hampton说Marryatt的加薪额度超过了他一整年的薪金。(注：在公众压力下，Marryatt调低了其加薪幅度。) 在现代商业社会，CEO们的领导能力常常关系到一个企业的成败，但是普通工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的高薪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CEO们的能力和努力与收入之间到底有多紧密的联系。 在纽西兰，CEO们的高薪尚未象美国那样成为“占领XX运动”矛头所指的目标，但这并不说明纽西兰不存在美国那样的问题。即使一直在抱怨政府拨款不足的大学们也不例外，奥大校长Stuart McCutcheon去年的年薪是64万，比10年前担任校长的John Hood的36万年薪高出了75%;同期该校教师的薪资涨幅为47%。奥大经济学教授Tim Hazledine说：“今天的校长比20年前的前任有用两倍，还是能干两倍呢?”Hazledine不这样认为，同时他注意到最高层管理者薪资的上涨还带动了一批高级经理们的薪资。 根据Hazledine的计算，全国30所高校高级经理们的薪资总和约6800万，而就在10年前这个数字不过是1000万，Hazledine说：“这些数字已经值得关注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这关系到高等学校的运作方式，大部分一线的教职员感到高级管理层的膨胀会影响学校的教学效率和品质。” 由於国家财政的拮据，政府各个部门、各地医管局和高等教育机构的CEO们去年的薪资涨幅已经大幅缩减至2%，不过其绝对值仍然处於历史性高位。例如，打开教育部网站，有专门的网页标榜中学教师的薪酬在过去10年中大幅上升，目前平均年薪已经达到7.1万，涨幅45%，超过了其它领域;但是对於教育部执行长的年薪在过去10年中上升65%至52万却只字未提。 CEO值这麽多钱吗? 那麽诸如Marryatt这样的市议会CEO们的薪酬是如何确定的呢?基督城市议会找的是Strategic Pay公司，首先，市议会会要求对方综合比较一下公共和私营领域CEO的平均薪酬水平;接下来Strategic Pay会建议市议会选择支付中位价或者更高一些的薪酬，以鼓励CEO上岗後“使出浑身解数”，最後要指出的是因为Marryatt们的薪酬基数高，甚至一次百分比很小的涨薪，其年薪增长部分都会超过工人的平均年薪。 在Kapiti District市议会，市长Jenny Rowan为其CEO最近4.4万元的年薪涨幅辩护时的依据并不是她的执行长的工作有多麽称职出色，只是因为这位执行长的薪酬“明显地低於市场水平”。 从表面看来各地市议会CEO们的薪酬决定方式是“独立公司”提出建议，市议会作出决定，但这种“市场化”里面是否已经存在着利益关联呢?因为一家“独立公司”为某个市议会服务时，除了针对CEO的薪酬提供专业意见外，他们还得从这位CEO手中接到更多的“活”，这里面的利益关联一目了然。 CEO们的确值这麽多钱吗?或者如英国《卫报》专栏作家George Monbiot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制度化的窃取，是统治国家的“盗贼阶级”为其成员谋取的福利”。身兼奥克兰国际机场和Mighty River电力两家公司董事会主席的Joan Withers认为CEO们的高薪“拿得有道理”，她说有些CEO每天都“如履薄冰”，他们得面对本行业的竞争，取得良好的经营成绩或者提高本公司的股价，Withers说：“事实上在有些公司，员工们相信自己所在企业的领导非常具有灵感，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未来因此而可以获得确保，因为他们的领导在成功地经营着企业。” Withers表示公司董事会非常了解公众对於高级行政人员薪酬的关注，也了解国际上对此类问题的情绪，她说：“就我的观察，董事会对高层行政人员的薪酬问题同样非常注重，董事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公司的薪酬结构能够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 Withers说CEO们的薪酬反映了市场对於这些高端人才的需求，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从这一点上说纽西兰已经“沾了光”，纽西兰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优越的环境意味着有时候不用付出“国际性”的薪酬仍然可以吸引到CEO人才。Withers认为CEO们的薪酬不断上涨完全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CEO职位的高要求决定着这类人才的稀缺。事实上，纽西兰不少政府机构的CEO就来自海外，这些机构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工收署、税务部和经济发展部等，而这些“洋CEO”们的年薪也均在五六十万左右，外加5万元的搬家费。 基督城市议会执行长Marryatt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态度，他说自己所希望获得的不过是市场认可的公平薪酬，不管这个“市场价”是20万还是100万。 制度化和透明化提高公平度 相对於纽西兰，英美和澳洲等国因为大企业多，高薪CEO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贪婪”引起了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在美国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年年初颁布法案限制大公司高层薪酬，法案规定公司股东有权投票决定高层薪酬，同时大公司还必须设定一套“退奖”机制，如果公司经营不善，之前所领的奖金须退还;澳洲吉拉德政府去年7月通过法案，如果在连续两年的公司年度大会上，有25%或以上的股东投票反对公司董事会的薪酬报告，股东大会有权投票重新选举董事会。新法颁布半年，至少已经有13家大公司股东大会没有通过其薪酬报告。 观察一下一些庞大的上市企业，由於其股权相当分散，一旦确定了CEO及其经营团队，众多“老板”(股东)们对於公司的影响力相当小，虽然这种结构可以保证CEO们不受干扰地施展其经营才能，但也往往会造成管理团队“自肥”而无力制约的局面。 纽西兰CEO、“次CEO”们的薪酬不可避免地随着国际市场的行情水涨船高，这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衡性的提高，现在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已经占有了全国国民总收入的50%以上。财政部长Bill English认为问题主要在低收入群体上，他说：“公司自然会顾及公众的观感来决定顶端那一部分人的薪酬水平。最大的挑战是让收入底层的人有往上走的机会。”对於公共机构CEO们的薪酬，English说原则是与该领域总体的涨薪水平同步，他说2011年涨幅的中位值是2%。 Withers说首先是薪酬的制定要进一步透明化，董事会另外要做的是将CEO的薪酬与其经营业绩挂钩，例如奥克兰国际机场的CEO薪酬构成中，底薪和奖金就规定得清清楚楚。 纽西兰股东协会主席Des Hunt说企业高层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应该取得相对的公平，他说：“当年是工会的力量过於强大，现在情况反了过来，不过我们不愿意看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因此而最终走到难以运作的一步,只有每个人分享到了利益，资本主义才能生存下去。”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