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西兰通过《反掌罚法》已近5年，儿童的境遇有没有得到改善呢?除了不时见诸媒体的恐怖个案，以下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在2009-10年度全国共确认2.1万宗虐待或者疏於照顾儿童的案子;2008-09年度则有1286名儿童因为虐打和疏忽等原因入院治疗;2010年还有4238个孩子被带走。2010年的警方数据还显示，有47,374名16岁及以下的孩子捲入了家庭暴力事件或者就是长期生活在有家暴的家庭，警方以虐儿罪名起诉了4047名成人。 通过媒体的大幅报道，这几年纽西兰人的记忆中已经深深留下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和影像：被家人施虐致死的幼女Nia Glassie,Kahui双胞胎…不过仍有成千上万个孩子必须永久地忍受他们所在家庭带来的不幸。根据去年的政府《绿皮书》，全国共有16.3万名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被界定为“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占未成年人口的比例高达15%，这些问题看起来只是在“别人家”的大门后发生，但是对於这个社会的未来，这将是一个破坏力巨大的定时炸弹，每个人都得为此付出成本和代价。 事实上，“病症”已经在发作----大约有6000名儿童在上学前就已经表现出社会行为问题;接受过“儿童、家庭和青少年”(CYF)组织照顾的青少年在19岁或者20岁时触犯法律的比例要大大高於普通青少年。一个稍好一点的消息是，在过去10年中性虐或者虐打孩子的案例并没有增加，而精神方面的虐待则有了显着上升。 社会政策需根本性改革 社会发展部长Paula Bennett说政府完全瞭解问题的严重性，也明白处理问题的方式需要改变，现在需要做的是收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目前实行的干预措施中哪些是行之有效的，Bennett说：“毫无疑问，目前各家机构所进行的工作防止了更多的孩子受到伤害，但是釐清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要知道，一共有6个不同的机构在介入解决儿童受虐问题。” 总理John Key对於这个问题也表现得忧心匆匆，他在《绿皮书》的引言中写道：“令我非常忧虑的是，过去10年中，政府在医疗、教育、福利、CYF和司法系统中的投资不断增加，但是孩子们并没有得到这些公共机构有效的保护和帮助。”Key认为这麼多年的高投入后，问题没有得到改善。Bennett也同意增加资金投入并不能解决问题，她说：“有一天我在Kaitaia，这个镇有5200个居民，在福利、教育等固定拨款之外我们额外投入了580万来帮助那些弱势儿童和家庭，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这笔钱又能改变什麼呢?” Bennett认为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性改革，不过这样一来又会连累影响到那些全力哺育孩子的无辜家庭，她说前面几届政府都尽量不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但是“我们不得不进入这个棘手的领域。” Bennett说社会部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听取不同的意见，但是找到问题解决之道并非易事，她说：“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为家长提供强制性『家长课程』，其他人也都赞成这个提议，我说，『不错，那麼强制谁参加呢?』他说，『嗯，领取福利的家长。』我说：『并非所有的家长刚生下孩子就去领单亲福利的，很多人领单亲福利时最小的孩子已经好几岁了----那时孩子家长的伴侣关係结束了。设想一个教师，孩子已10岁了，她去领单亲福利，还需要给她上家长课程吗?”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澳洲，根据澳洲的政策，政府每週从发放的家庭福利中扣下30元交给一个组织，用於在学校裡为孩子提供早餐和午餐----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很多其他家长也要求每週自掏30元给该组织，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两餐----Bennett说这足以说明政策操作过程中的细节有多重要。 当政府干预遭遇家庭隐私 虐待儿童的问题往往发生在“紧闭的家门后”，如何“适当地介入”而不妨碍普通家庭的生活和隐私势必成为一个两难的问题。 政府《绿皮书》所提的改革举措远非学校为孩子提供午餐这样表浅，有些政策例如强制性报告制度就很可能影响到一些正常家庭的隐私。隐私委员会专员Marie Shroff说《隐私法》序言中已经阐明，在孩子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可以分享信息资料，但是她说：“出於某些原因，家长或者某些机构不愿意分享孩子的资料。”目前国会已经在考虑通过立法来规定各机构分享有风险孩子的资料。Shroff说分享资料也有副作用，那就是一些家庭会因此而被贴上“标籤”，这会导致人们不愿意寻求政府的帮助，Shroff说：“家庭中难免发生一些普通的问题和事故，这些事件必须具体分析，而非妄下结论，我们必须界定哪些是在家中真正遇到风险的孩子。” Shroff认为在任何一起具体的家庭干预中，实际操作都相当困难，她说：“是的，我们需要分享孩子的资料，我们也必须牺牲一些隐私来保证安全受到威胁的那一小部分孩子受到保护。”但是这还涉及到如何监督监督者，因为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警察及医生私自盗用个人资料的事件。Sheroff认为隐私委员会所追求的只能是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虐儿父母继续生养CYF成“育儿机构” 在某些家庭中，虐儿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和习惯”，在此前提下，政府《绿皮书》所迴避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政策令有虐儿前科的父母不再生出更多的孩子。家庭委员会说因为“管理方面的问题”，难以统计孩子被CYF带走后继续生养孩子的家庭数量;然而该委员会有数据表明，在2010年被CYF带走的4238个孩子中，45%的孩子的兄弟姐妹曾经被CYF带走过，各个不同种族中这一比例几乎相同。在2010年，CYF接到了1274份“未出生婴儿通知”，要求CYF提前作好介入準备，CYF也因此发出了54份“监护令”----这些孩子一出生就会被CYF抱走，这54个未出生的孩子中，有39个的哥哥或者姐姐曾经被CYF带走。 Bennett要求家庭委员会考察一下国外是否有相关的研究来防止有虐儿前科的父母继续生育，结果却只发现一份另外一个方向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那些虐儿父母在孩子被社会机构带走后，往往生出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因此可能急於再生个孩子来“填补”，当然这个作为“替补”的孩子也将面临受虐的威胁。对此家庭委员会开出的药方是给这一类家庭提供一些安慰，并与之“亲切讨论”长期性的节育措施----天知道这有没有效果。 Bennett说咨询会议上有人提议对一些父母採取强制节育手段，但是她说政府不会这样做，她说：“当然你可以说，『对不起，因为你杀了你的孩子，所以不允许再生第二个』，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Bennett说：“我曾经跟一个杀了孩子，后来又怀上一个的女子交谈过，她投诉说因为政府带走了她的另一个孩子，所以要继续生。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事件中的关联，当时我忍不住拍案而起，『政府要怎样告诉你你才能不生了?不管你再生几个，生下来我们就给你抱走。”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