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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工党而言，如果要重新夺回政权，前提条件是在2017年之前的六年时间里，该党必须做好一系列的工作。借用中国执政党的习惯语态，工党欲重新执政，须提前做好“人事”、“组织”和“政策”上的准备。 关於人事准备，重中之重莫过於工党是否能够选出一位拥有出众的政治手腕与完美的个人魅力进而有能力带领该党重新“夺”势的新党魁。工党的现任党魁Phil Golf，以一百对他的了解，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也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当年的魅力也不逊於同时代的任何风头人物。但在一百的眼里，Phil Golf却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在“干部年轻化”潮流风靡於当代西方世界政治生态圈的时代里(英国首相卡梅伦、加拿大总理哈珀和新西兰总理John Key皆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偏偏他的政治黄金时期适逢海伦.克拉克的鼎盛时代，而终究不得不仰人鼻息，始终游弋在这位政治女强人的阴影之下，等到终於有机会登顶党魁大位，却又偏偏处於工党失“势”之时。可以说，命运造就了Phil Golf“冯唐易老”式的悲剧。欠缺了那麽一点点运气，决定了Phil Golf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王者”。 另一方面，面对左翼阵营内较之右翼阵营更加复杂的政治生态，作为这一阵营的领军人物，工党的党魁一定要有“志坚如钢”与“手腕如铁”般的魄力。遥想当年的海伦.克拉克，在整合党内的不同派系时，所展现出的是何等高超与过人的政治手腕。一方面，海伦.克拉克大力提拔Chris Carter和Trevor Mallard等人，在党内为自己培养出一批始终追随左右的“死党”;另一方面，对於有能力挑战自己而且曾经挑战过自己的Michael Cullen和Phil Golf等人，则极尽分化、瓦解和收买之能事。对於懂经济的Michael Cullen，海伦.克拉克将他提拔至副总理兼财长的高位，倚仗其管理国家经济事务;对於年富力强的Phil Golf，海伦.克拉克虽然也用“重用”的手段予以安抚，但却委之以“外交与外贸部长”这样一个远离国内事务的职位，使得Phil Golf难於有机会在敏感的国内事务上积累自己的人气威望和培养自身的团队班底。这种政治操作手法，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後立即委任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为国务卿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Phil Golf因为运气的原因，最终不会是那个在2017年带领工党重夺政权的左翼之“王”，那麽当下的工党政治人物图谱中，谁又会是他的继任者呢?拥有毛利血统而深得党内毛利人士拥戴的Shane Jones和党内中生代领军人物David Cunliffe无疑是最具实力的两个竞争人物。在最新的民调中，左翼支持者拥戴工党现任副党魁Annette King接班的呼声也不低。无疑，如果Phil Golf走了，最具实力的接任者无疑是这几位。 一百在这里无意分析三者中哪个人才是那个真正的“王者”，而仅仅是想说，如果2017年才是新西兰政治生态又一次轮回开始之时的这一前提条件成立，那麽工党内部真正有志向登顶总理大位的人，在本次大选後是否有必要立即挑战党魁一职就成了值得商榷的事情。不要忘了，2014年还有一次选举。如果工党在2014年的大选中又一次落败，那麽现在出来接任的人，难免会成为下一次大选失败的最大买单者。 真正的王者，或许将是那个在2014年之後才现身的人。Shane Jones的一些党内支持者就曾公开向他呼吁，不要在本次大选之後立即着手挑战Phil Golf的地位，其中的政治考量，是不是就是出於这一层的原因呢?或许有吧。 本次大选之後，Phil Golf的党魁地位遭受挑战的可能性的确很大，但却也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出於多种考虑，包括一百所提到的“2014”这一因素，工党内部暂时无人愿意出来收拾局面，而得以令Phil Golf继续主持大局。纵观新西兰的政治先例，远的不说，就以最近十年的政治变迁为例，大选失利未必会百分之一百的导致党魁换人。远的例子有1999年下台的前总理Jenny Shipley直到2001年才交棒给国家党新任党魁Bill English，近的例子则是2005年大选失利後的时任国家党党魁DonB rash又留任了一年多才最终为John Key所取代。参照这些例子，Phil Golf暂时留任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当然，如果有的人并没有过於远大的政治理想，不是以2017年登顶总理宝座为目标，而是满足於党魁职位，又或甘於在2014年赌上一把而不在乎什麽得失，那麽某些人在本次大选之後出面挑战Phil Golf的地位倒的确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更大，只是一个短期时间节点的选择问题而已。 工党党魁之变将如何演进，随着大选的举行，形势不久就会明朗。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富有十足魅力与魄力的领军人物，都是工党走向复兴的第一步。或许，工党“势”的拐点，就将从之里开始。 除了党内人事方面的准备，如前文所述，工党在下一次政权更替之前仍须做好组织与政策方面的准备。 一百在这里所说的组织准备，乃是指左翼阵营内部的整合。观察近些年新西兰政治生态不难发现，工党民意支持度的每一次下降，最大的受益者竟然不是她的右翼竞争对手，而是自身的左翼盟友们。尤其是绿党，其支持度的每一次走强，无疑皆是建立在工党支持度的每一次“割肉”之上。一百甚至有时候在想，有一天会不会出现“绿大红小”的局面：工党犹如今日的绿党，绿党犹如昔日的工党，两党在左翼阵营中换了位，工党甚至需要唯绿党马首是瞻?如果工党不能在2017年之前加强左翼阵营内部的统合而坐视绿党坐大，轻则在未来的执政中会遭绿党更强的掣肘，令更多的中间选民疏离(几年前有关父母是否有权“打孩子”的争论就是一例)，重则出现“红绿换位”，丢掉左翼旗手的位置。若真如此，工党还何谈复兴? 至於政策的准备，工党在这方面的软肋无疑是其在某种程度上留给选民的“长於花钱，短於挣钱”的形象。在一百看来，工党并非一个不擅长经济治理的政党。抛开昔日诸如轰轰烈烈的“朗伊改革”之类的例子不说，就以过去九年的执政为例，从库伦基金到Kiwisaver，从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到推动企业的科技研发，工党在经济政策与财经政绩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问题是，她如何让选民相信，自己既会挣钱，也会花钱，而且是“花好钱”，不是“乱花钱”?此外，在一百看来，对於华人而言，工党政策最为人诟病之处或许是其对犯罪的打击失之於软。说到这一点的根源，恐怕又要回到之前所说，由於左翼阵营内部的原因，工党执政不得不依赖於一干“小兄弟”的帮忙，自然也就在一片讨价还价之声中，出现了“只有利益，没有原则”的现象。 对国家党而言，处於执政党地位的她所要做的，是将“势”的拐点尽量推迟，以便为推行自身政策留出足够的时间。纵观该党过去三年的执政，总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小心谨慎的行事风格与执政策略，为国家党带来了稳定的政治支持度，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却也成了这个政党的包袱。殊不知，民间对该党在过去几年中刺激经济不力早就颇有微词。如果在下一个三年中，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冲击本地经济而国家党还是拿不出一些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某些性急的选民们是否还有耐心再给她另一个三年?此外，如果国家党赢得此次大选而在未来三年继续执政，如何把握推行国家党某些既定政策的节奏，也将是一个棘手的考验。慢了，深蓝选民不答应;快了，中间选民适应不了。如何把握这个“度”，成为考验国家党执政团队施政能力的一个好命题。 因为篇幅的原因，一百在这里只能对新西兰政治生态圈新一轮盛衰交替的开启做一些粗略的分析。但所谓“来日方长”，又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这出大戏是永远也演不完的，日後有的是时间供人细细的品味与咀嚼。如果读者有兴趣，在以後的文章中，一百会做更多的分析。 此外，在一百看来，2011年的大选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衡量标尺，可以对工党的基本政治支持面有所洞悉，进而可以参照以前大选的数据，对两大党的民意基本盘有所洞悉。以一百对新西兰民主政治的多年观察认为，一个执政党输掉选举後的下一次选举，往往是这个政党民意支持度的“底部”所在。1999年国家党输掉政权後，於2002年的选举中迎来了这个“底”。当年，国家党的得票率仅20.93%，进入国会者不过区区的27人。目前，工党的最低民意支持度约在29%左右。这会不会是该党的“底”所在呢?如果该党的基本支持度锁定在这附近，那麽工党完全没有理由过於悲观，因为相较2002年时的国家党，今日工党的状况要远好於当时的对手。这或许正是为什麽有那麽多政治评论员敢於大胆设想左翼阵营如果联合起来仍具有将国家党拉下马的实力的原因。工党的票仓来得比对手大，这就是她翻身的本钱。 2011年11月19日写於奥克兰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