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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华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及其后裔不仅是语言不同，这两个种族之间从歷史发展、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到皮肤、头髮、眼睛、血统等是完全不同。这些可以感知和不可感知的差异在这两个种族的交往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出来，交往越密切，关係越紧密就越能体会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差异，我与丈夫就是如此。因此“一战最后一名老兵的离世”的新闻丈夫听了很有感触我却无动於衷，因为这个表面差异的背后原因并不简单，它涉及到中、纽两国对“一战”的捲入程度。 这场发生在1914的战争虽然号称世界大战但主战场在欧洲，参战国和受害国也主要是欧洲国家和人民，原本远离欧洲的中国和纽西兰不在其内。由於纽西兰是大英帝国的属国，在“一战”期间纽国有10万士兵被招入“纽澳军团”奔赴欧洲战场，仅土耳其GALLIOPLI半岛一战，参战的8500名纽国士兵5000多受伤，2721人阵亡，纽澳两个为此战专门设立了国家纪念日--每年4月25日的ANZACDAY,至今已经举行了95年的公祭。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0万纽国士兵中4万多受伤，1万多阵亡，伤亡率达到58%，对於当时总人口只有100万的纽西兰可以说家家有征男，亲友涉死、伤，这个惨痛的记忆我出生於50年代的丈夫也能娓娓道来，虽然他并没有亲眼目睹。丈夫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被徵召入伍的士兵很多是第一次出国，这些青年完全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反而为能穿上漂亮的军装而兴奋，为越洋出海而自豪。当时热烈的妻子送郎母送子的场面似乎他们奔赴的是一个大PARTY而不是可怕的战争，甚至在1915年4月30还全国放假半天来庆祝纽澳军团登陆GALLIOPLI半岛。随着战争的进行伤亡士兵的名单不断传回纽国，才将纽国人民从梦中惊醒，无辜的纽国百姓陷入了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 “一战”对於纽西兰人民是一个伤痛，这个伤痛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纽国不但有每年4月25日的ANZAC DAY,有每个街区都可以看到的退休军人俱乐部，更有像我丈夫这样对早已远去时代传承下来的有记忆的人，所以“全球最后1名一战老兵逝世”的新闻触动了丈夫敏感的神经。当年70万参战士兵中仅存的最后一名老兵--克劳德‧斯坦利‧乔勒斯的老兵逝世了，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称，他的离世标誌着世界歷史一个重要篇章的结束。虽然今后每年的“一战”纪念日还会继续，但能出席这个纪念日的战争亲歷者却永远也不会出现了。 “一战”对於我来说只是一个歷史事件或一个“名词”。我对“一战”是陌生的，这个陌生感来自於没有父辈传承的记忆。远离“一战”战场的中国虽然也是参战国之一，段祺瑞政府向协约国提供了十几万劳工作为后勤支援，中国军队并没有与德军交战。没有战场的硝烟，没有士兵战死沙场当然也没有来自於父辈记忆传承。中国与“一战”的关係不大决定了我与“一战”的关係也不大。 “国”与“家”，“家”与“人”是一个复杂的关係，可以说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人”;也可以说“家”由“人”构成。“国”由“家”构成。但无论怎麼说“国”“家”“人”叁者之间的关係是千丝万缕，根深蒂固，也是躲不开、逃不掉的。就像我走到哪裡都是中国人，中国面孔、中国思维、中国文化、中国胃口。而丈夫则走到哪裡都是盎格鲁-撒克逊面孔、盎格鲁-撒克逊思维、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盎格鲁-撒克逊胃口。 这些差异在我家裡具体地反应在了对於同一条新闻的不同感受。当然我们之间的差异不仅限於此，实际上从时事、政治事件的看法到对文化、歷史的理解，从生活方式到生活态度我们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无处不在的差异是没有真正地生活在异族文化中的人无法体会和理解的。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