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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拉各斯机场，扑面而来的便是各种杂乱无章的廉价的颜色，身材健硕、皮肤黝黑、穿着艳丽的人群穿梭在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路上挤满了陈旧破烂的黄色小面的，中间夹杂着不少豪华轿车，车里坐着手持AK47的保镖……噪音污染、交通堵塞、走鬼汹涌，一切都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的广州。 拉各斯州和广东省是“友好省州”，它是尼日利亚的故都，也是其商业中枢，有200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它的公共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尤其是电力供给，每家每户都靠柴油发电机发电，哪怕是权贵富豪，工厂、港口更是如此。 天津人史海生今年50岁，2010年被香港招商局派到这里，与一家法国公司经营拉各斯港的TICT码头。两年时间，他将这个落後破烂、没有专业设备的码头，打造成庭坎岛第一家专业码头，生产能力提升了35%。跟之前大多外国人走进非洲不一样，他们注重培养当地高级员工，将优秀员工送到深圳培训。这里本地员工有五百多人，工资超过尼日利亚平均水平，“外国人一共只有8个，3个中国人”，而间接受益的有1800人。在这个码头，有公共食堂、医疗卫生所，员工持工作证就可以享受很优惠的服务，这样的待遇在其他码头是没有的，这也间接逼迫其他码头不得不提升设备水平和员工待遇。 史海生感慨，在中国，由於恶性竞争，港口都求着船东，“在拉各斯是反过来的”，而这里的利润比中国许多着名大港口都高。 史海生很享受这里的生活，他住在拉各斯富人区，香蕉岛，两百多平米的豪宅公寓，正对着几内亚湾的无敌海景。这个岛上重兵把守，里面住满尼日利亚的权贵富豪。每逢周日，史海生会和本地上流社会的富贾们一起打高尔夫。 史海生的生活，只是在非洲经商成功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们最为自豪的是，在欧美，再成功的华人，也不过是餐馆老板，永远无法进入主流经济领域，而在非洲则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每当中国国内——如广州这样的城市——严查非洲人的时候，远在尼日利亚的华人也会受到当地移民局的刁难。 历史上，华人大规模来尼日利亚有4次浪潮：第一次是在1959年，从香港来的商人，主要做陶瓷和纺织生意;第二次是1980年代初期，因为中国援外项目，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和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派来大批工程人员，修建铁路、桥梁、打井送水等;第三次是1990年代後半期，由於小商品经济发达，大量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来到这里，做衣服鞋帽等轻工产品生意;第四次是在本世纪初，目前仅在拉各斯州注册的华人企业就有四百多家。 36岁的倪梦晓是温州乐清人，10年前在北京秀水街倒卖山寨名牌，生意不景气，遇到一个朋友，得知尼日利亚生意特别好做，於是来到这里。起初批发女鞋，3年後尼日利亚政府为扶持本土产业，严禁女鞋进口，於是他在当地开了女鞋厂和男鞋厂，接着又开了造纸厂和农常如今，农场成了他的命根子，“我出身农民，更喜欢庄稼。” 他的农场占地180亩，只种中国蔬菜和水果，光是供应当地华人就供不应求。这里阳光、雨水充沛，荔枝、龙眼、杨桃、山竹、枇杷等长得特别好，两年前他试种火龙果成功，非洲人特别喜欢。他准备再买3000到5000亩土地，拓展畜牧、果汁加工、农家乐、旅游、网购等相关产业。 倪梦晓得过几次疟疾，“全靠自己，吃几片药就好了，中国人还怕这个?”但就在两年前，他姐夫，在搭建厂房时不慎摔下来，由於当地医疗条件恶劣，得不到及时抢救，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姐夫慢慢死去。 在拉各斯，邢医生是中国人中的“名人”，当地80%的华人都会来找她 看玻她是湖北黄冈人，今年29岁，从湖北咸宁医学院毕业後找不到工作。2007年来到尼日利亚，起初做抗生素生意，後来开起了医院。 她开着一辆奔驰大越野，把我们拉到一个住满中国人的大院子里，全是做贸易的和中资机构的员工。她的诊所就在一楼，60平方，隔成4间，诊疗室、药房、输液室、有两张床位的住院室。 诊疗室的墙上，贴着一封来自中国驻拉各斯领事馆的表扬信。6月的一天，在距离拉各斯600多公里远，在贝宁城以北的一个中资承建水泥厂工地，57名中国工人突发疟疾和伤寒，邢医生主动参加总领馆组织的救援小组，驱车10多个小时赶去救治。 “许多国内大企业在这里的员工都是我们在看。熟人介绍才会给外国人看病，免得惹麻烦。有个病人比较严重，我们这里没法做试检，只能叫他去俄罗斯人的医院，但是半路上就没了。”邢医生曾亲眼看着一个中土的年轻人得胰腺炎死了，另一个年轻人得阑尾炎手术感染死了，这些都是容易治癒的病，但都没得到及时检测。她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一个大点的检测机构，目前整个尼日利亚都没有。 在尼日利亚，威胁中国人生命的不仅是疾病，还有绑架。 车明刚，青岛人，30岁，海信集团高级经理，2007年来到拉各斯。今年农历大年初一晚，在客户家谈完生意，与同事开车回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两辆车夹停，几个黑人持枪将他们挟持。同事被放回去拿赎金。他被蒙眼绑架到一个小黑屋里，等待赎金。一个星期後，赎金到达，他被释放。事後他才知道，赎金被负责谈判的中间人吃掉了大半，绑匪只拿到了一小部分。车明刚自此更加信任总领馆发来的安全提醒，变得更加谨慎，晚上一般不出门，回忆起那一个星期的不堪经历，他说自己能坚持下来全靠对家人的想念。 50岁的徐州人赵柳卿是DuDu饮料厂老板，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早7点开车到工厂，晚10点独自开车回住所。她的厂内每天都停满了货车，等待拉运饮料。 她来尼日利亚10年，说在这里办事很黑。她曾委托当地电力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帮她交电费，一年後发现电力局电脑中压根没有她的交费记录，但所有的盖章票据都是真的。她想追回这笔钱，却被威胁要关掉她的厂。 赵柳卿说比起个别国人的黑，这真不算什麽。她曾以200万高薪在国内聘请了一个代理人，帮她从国内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後来偶然发现，机器都是二手翻新的，原材料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贵，两年间她被黑了四千多万人民币。经过这次教训，她每个月都飞到国内，亲自采购。 她至今单身，说耽误了找对象。我问她每天晚上一个人回家会不会害怕，她说来尼日利亚之前在俄罗斯待了7年，比起那里，这里治安好多了。 6月29日，在中国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论坛上，非盟前主席让‧平对媒体说：“非洲将会在2015年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常”我们这次非洲之行所见所闻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点。 “你还会回到中国生活吗?”我问赵柳卿。 “我不会再回去了!” (本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