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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揭秘30年前内地人偷渡香港被称“大逃港”

时间:2012-09-13 00:00来源:新西兰 先驱报 作者:New Zealand 点击: N

这是1962年5月大逃港的一张经典照片。港府受不了狂潮般的逃港客,
大量遣送返大陆。一对被遣返回乡的夫妻痛哭

边防铁丝网



大陆难民在香港的简陋居所

  在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地铁站不远处,有一片宜人的沙滩,边上是永不打烊的欧陆风情休闲区。坐在那些露天的咖啡馆或酒吧里,海风拂面,视野开阔。从这里,往东南方向远眺,隐约可见香港元朗。
  30年前,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不顾生死,跨越这看似触手可及之间,逃赴香港。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边境大小规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屡屡发生。其间,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就达50多万人。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称为“大逃港”。
  事实上,逃港是30年间一直存在的现象。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共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参与者以广东人为主。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1978年,深圳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由西线泅渡通常是首选。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意即“有去无回”。

  一个荒废的村子

  为了解其中真相,现居深圳蛇口的陈秉安在20多年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员,收集了大量资料。2010年10月,藉相关档案公开与改革开放30周年之机,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大逃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该书面世後,一度引起极大关注。这本书也为陈秉安个人带来不少争议。面对赞誉或是批评,陈秉安说:“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
  意识到这个空白,是1985年的一个冬天。当时刚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陈秉安,对东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广袤空地产生了兴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制的地图上,他看到那里被清清楚楚地标识为“径肚村”。
  这位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带上地图,骑上单车,跑到了边防禁区,试图一探究竟。在一条长满野草的小道边,他发现了地上的砖瓦残片,拨开密密麻麻的芦苇,看见好几截破败的土墙。这时,他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荒废的村子。这让他联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参加的一家酒店开业庆典上的情景:迎宾、入座、烧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辞时,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欢迎辞的总经理,突然捧着讲稿号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只见他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那位总经理的眼泪、那条无人的荒村……让陈秉安首次想到了“逃港”二字。
  自此,他开始去发现并接触身边林林总总的逃港者,或是他们的亲人。他开始寻访这段在广东人中家喻户晓、却失落於公共视野的历史。在粤港之间,在山脉与河流之间,他寻找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当年在此岸之辗转,及对彼岸的寄望。

  最早的偷渡,始於1949年

  在1949年之前,深圳河仅仅是一条河。在河两岸农民的生活中,它作为边境的概念并不那麽明晰。虽然有一条法定通道罗湖桥,但是农民们都习惯就那样牵着牛涉水而过。沿岸村庄田地犬牙交错,有时收工晚了,过了境的农民便不再回家,在对岸的茅草棚里过夜。两地的人,往往是同一个祠堂的分支,各姓联姻省亲,融为一体。
  但这一年的10月,深圳河作为粤港两地的分界线,其标识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中国内战进入尾声,10月19日,南下的解放军止步深圳河北岸。港英政府在南方建起铁丝网。随即,大量与旧政权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及地主、有钱人逃到英国管理之下的香港。这就是最早的偷渡。
  1950年7月,为整顿边境治安,中国政府决意对粤港边境实行封锁。除建立全新的严格过境程序、清理“不可靠”人员外,1951年,当地还实行“镇反”。
  镇上每条街道每十户居民组织起来,成立小组,每5天开会对号点名,登记情况。在构建严密的控制网络後,政府着手建立边防区,在边境一带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安全保护区”。相关文件显示,最初的“安全保护区”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南从深圳河起,北至山厦,长91公里,深19公里。其中包括三道防线,从荷枪验证,到警犬巡查,戒备层层升级。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下令,即日起封锁河口,凡私自进入三道防线,均视为“叛国投敌”。自此,牵牛涉水、草棚过夜、联姻省亲这样无拘束的两地往返自由不复存在。

  大陆第一次政策“放宽”
  港英当局立即反对


  鸡蛋撞高墙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一演就是30年。
  1956年前後,深圳地区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边防管理体系,包括军事警卫制度、清理并迁离边境地区危险分子、划设边防区、实施边防区居民证和通行证制度等。但粤港两地多年来的天然联系仍持续不断。
  1957年春节期间,粤北大水。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港澳同胞“衣锦还乡”,对内地受灾群众刺激很大。这对饱受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之困的广东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渐成趋势。
  由於当时粤港两地实行对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感到非常为难:“本来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与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尖锐化。”
  6月,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王志向省委呈递报告,认为应该从宽对待,报告还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於是,广东省委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该报告很快批准了: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次向香港实行“放宽”政策。据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放宽范围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但由於保密措施不严,东莞县提前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迅速蔓延至宝安县、惠阳县等边境地区,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偷渡外流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地群众蜂拥来到宝安,情况变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跑了13个,不久连剩下的两个也逃了。在最为严重的7月,东莞每天成群结队的人向边境偷渡,晚上更达上千人。两个多月时间,内地外流劳动力6千余人。
  港英当局迅速表态反对,英国政府向北京发出“照会”。北京当局因此直接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由此,不足4个月的放宽政策被收回,另一边,又号召群众“坚决打退外逃风”。

  1962年逃港潮骤然而至

  “大放河口”的潮水退去不久,接下来的大饥荒,使广东省企图偷渡的人数再度激增。虽然宝安县1959年粮食丰收,并无饥荒之虞,但是全县副食品供应不足,与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较大。
  1961年6月,宝安县呈递报告,申请允许组织群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时值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报告获广东省委批准。8月,宝安县再度呈递报告,申请进一步对港开放,允许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5市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获得省委再度批准。
  事实上,陶铸在6月两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同年9月25日,广东省委又一次同意放宽边境。
  次年3月,广东各地开始出现饥荒,同时,“英国女王登基周年大放(入境)三天”等谣言四起,一轮大规模的逃港潮也骤然而至。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
  宝安县委於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後,至月底基本平息。由於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事态愈演愈烈,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超出1957年的状况。到港人数的增加,引起港英当局,甚至国际上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对此作重要指示。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把被港英政府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逃群众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而此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发生6万余居民逃苏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阶级斗争”。深圳河边放宽政策再度收紧。

  “反偷渡的红旗村”
  青壮年逃了大半


  从1963年搞“四清”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偷渡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论”挂钩。
  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结合到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问题,宝安县决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轮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连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此外,文艺工作者还排演了戏剧《仇恨》,讲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後与流氓结婚,最後染上梅毒惨死街头的故事。在场观众无不被之感动,这时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会出来,带领观众高呼口号:“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可是,口号喊完了,肚子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知青的困顿仍然未解开。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最终还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中,帷幕拉开,竟找不到饰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员。事後一查,方知其人原来已经跑了去梧桐山的那头———香港。

  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外逃人群消失了!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在深圳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上,陈秉安采访国家领导人习仲勳,他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让他印象深刻。
  随着“文革”结束,政策再次松动。1977年夏至1978年春节前後,边境地区偷渡潮再度持续升温,揭开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过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後外逃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员万多人。
  而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勳看来,“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而中国“四化”又未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在一轮轮的治乱循环後,当局开始找到了逃港问题的症结所在。
  1977年11月,广东的偷渡问题摆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面前。听完各人的汇报後,邓小平连吸了几口烟,平静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生产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後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如今,这里已是一个
  吸引人的旅游


  1989年,柏林墙倒塌,残垣断壁被德国的年轻人画上各样涂鸦,成为那个古老城市的记忆。2007年,深圳边防部队将沿海边防区的铁丝网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长的海岸边修了一条木制栈道。从俄罗斯购买的“明斯克”航母就停在这里,成为中国最着名的主题公园之一。
  位於蛇口半岛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已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里的铁丝网也在同年被拆除。这片红树林长在深圳湾大海与陆地接壤的地方,遥望香港的沙桥。由於植物茂密、地形复杂,当年是最多逃港者匿藏、入海的地方之一。
  而在那片距离地铁站不远的沙滩附近,一个个码着“135-175平方米精装修山海大宅”的楼盘已拔地而起,而那位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已然两鬓斑白。他在地图上寻找的“径肚村”,如今成为了一家工厂。
  “径肚村”,只在罗湖通往沙头角的公交车站站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它将长久安静地守望着蜿蜒的深圳河。
(责任编辑:新西兰 XinX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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